公司职务:LVMH集团主席及行政总裁年龄:56
身价:170亿美元
成功理念:奢侈可以成为一个行业。
出名事迹:法国首富，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公司，旗下品牌包括: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芬迪（Fendi）、纪梵希(Givenchy)、唐培里侬修士(Dom Perignon)。
在阿尔诺之前，奢侈品被视为昂贵的骄奢，无论作为生意还是消费品都是如此。现在它正推动在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市场的增长。他拿下了大批家族运作的专有品牌，并将它们改造为巨大的跨国企业，吸引着全球的消费者和金融界，并刺激了大批的竞争对手竞相效仿参与进来。
该集团旗下巴黎莎玛丽丹百货公司因安全原因而关闭，他的零售商声誉遭受了严重挫折。但他的路易威登品牌仍然十分成功，该品牌是其控股的法国上市公司路易酩轩的主要成员，是全球奢侈品的风向标。
阿尔诺是法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收藏家之一，支持众多慈善团体。
他说:“我喜欢时尚，我感觉我有点天赋，就像乐感好的耳朵。”
1.满足富人需要，做有钱人的生意阿尔诺进入精品界有些鬼使神差。阿尔诺家族原本做的是建筑生意，他在上大学时选修的课程也与精品行业毫无关系。不过，他非常崇拜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克里斯蒂安·迪奥（1905-1957）。1984年，35岁的阿尔诺从综合工科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决定投身时装界。在家族的鼎力支持下，他击败众多强手，收购了长期亏损的纺织品公司——博萨克集团。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相中的并非博萨克，而是该集团旗下已作古的设计师迪奥命名的时装公司。1987年，“贪婪成性”的阿尔诺把目光投向了LVMH公司。
或许是时势造英雄，20世纪80年代末正好赶上经济不景气，阿尔诺以非常低的价格大量买进了LVMH公司股票。他利用该公司管理层之间的权力斗争，经过一场颇为艰苦的官司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把LVMH这家已名声显赫的公司纳入掌中。阿尔诺的精品帝国至此已初具规模，他下一步要做的就是让LVMH的版图不断地扩大、扩大、再扩大……他的目标是要构建一个庞大的精品帝国，不仅包括精品时装，而且还有名牌手表、高档葡萄酒等等。说句大白话，他要赚有钱人的钱。
LVMH所属的路易斯-弗伊顿公司及酒类业务如DomPerignon和轩尼诗等的强劲现金流让阿尔诺获得足够的财力以收购各种精品品牌：手表公司、香水制造公司、免税商品连锁店、百货公司，甚至还有精品拍卖行。建立LVMH帝国过程中，阿尔诺以难于对付、严酷、冷静和机警而著称，一如别人封给他的外号“狼”。在英国黑啤公司和大都会公司要合并成新的大都会公司时，他极力反对。他的反对是有理由的，LVMH在吉尼斯公司持有重要股份。后来，在阿尔诺获得一笔数目可观的补偿金后，合并才得以顺利进行。
对号称世界上最好的白葡萄酒公司——伊奎姆公司的控制之战也充分体现了他的个性。这场争夺战爆发于1996年，至今仍未了断，成为阿尔诺和伊奎姆支持者之间的一场苦战。
1997年以来，该公司开设和收购了500余家商店，从化妆品连锁店到销售太阳镜和手表的专业商店等。2000年，这些业务销售收入约为24亿美元左右。精品行业是高利润率行业，像路易斯-弗伊顿酒的利润率高达40%。而零售业的利润率要远低于这个数。阿尔诺要想从零售业中大赚一把恐怕很难。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阿尔诺不断的攫取。他曾表示，LVMH公司的收购季节又到了。他说：“精品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不像造汽车或其他工业品。你得有勇于成功的**。我想，最起码在未来10年，我还能继续玩得很开心。”
2003年，LVMH又收购了巴黎的LaSamaritaine百货商店，持有这家130年历史的百货公司2亿美元股份。他希望将它改造成一家精品商场，专门销售各种高档商品。阿尔诺的胃口已不满足于精品制造，他要进入零售业，使LVMH锦上添花。
2.大胆独到的奢侈品教父
LVMH售卖的是奢侈品，有那么多平凡的人愿意为阿尔诺所打造的梦想、欲望、财富等高贵的定义埋单，于是LVMH的业绩一路飘红。当钢铁和电子产品在华尔街上辛苦地挣扎，阿诺特却要求巴黎的LV专卖店限制顾客购买量，奢侈品成了奇货可居的东西！
阿尔诺对设计师的大胆启用，让LVMH旗下的奢侈品品牌不断焕发出新鲜的**。从为迪奥集团钦点意大利设计师詹弗朗哥·费雷开始，阿尔诺有了一次次让人大跌眼镜的抉择。迪奥在法国人心目中是最具有老牌风味的顶级名店，人们都不理解怎么能让一个意大利设计师来表现迪奥，但1987年詹弗朗哥·费雷在巴黎的处女秀“Ascot Cecil Beaton”让全世界为之惊艳，几乎成为日后迪奥集团的代名词。
阿尔诺将资深品牌纪梵希交给鬼才约翰·加利安诺，这位“英国时装界的野孩子”用煽情的创作风格赋予了纪梵希全新的感觉，他用近乎极限的繁复华丽、用叹为观止的放浪骇俗，打破传统的枷锁。两个季度之后，阿尔诺将他富有幻想的创意转到迪奥，并委任同样富有争议的英国设计师亚历山大·马克奎恩来接任他位置。
事实证明，虽然阿尔诺对伦敦和纽约新锐设计师的力捧让法国设计师感觉有失颜面，但他的选择不会错。无论选择设计师，还是定位品牌，他都眼光独到。他打造LV的秘诀在于为LV创造历史，让LV尊贵的历史感融汇到现代的华贵生活，并成为一种源远流长的时尚，让人有拥有并且传承的愿望。也许今天LV皮箱的购买者根本没想过要把它留着给孙女做嫁妆，但LV依然执著地在皮箱上敲上铆钉，并且以牢固一世的质量自居。
也许数字可以说明一些问题，2005年上半年，LVMH集团销售额呈两位数增长，LV更是飙升22％，公司股票频创新高，价格增长达30％。如今，LVMH经营的品牌包括时装、皮具、香水、化妆品、手表、珠宝和酒类等等。
现在阿尔诺特有47.5%的股份，是集团的最大股东，他的5个子女中，长女德尔斐娜是他刻意栽培的继承人。LVMH的那些品牌不是阿尔诺创造的，但是他比任何人都知道他们在世界范围的潜在价值，并且最擅长将它们的价值最大化。
阿尔诺不以中央集权的方式支配旗下名牌，由此可以窥见他的经营智能。他为品牌注入最新的财务手法，也保证创意流程绝对自由。各品牌虽然同属LVMH集团，但没有失去各自的独特性，彼此之间有很高的竞争意识，以保持对顾客的吸引力。阿尔诺深知伤害品牌创造力的不利影响，他曾经说：“品牌的创造力要优先考虑行销，如果用经营意识来主导，是无法得到满意成果的。”
3.收购“古弛”遭遇挫折
阿尔诺精于收购之道，但在与其他公司的对奕中，他并非招招领先。实际上，他也曾下过一些“臭棋”。多年来，意大利古弛公司一直是LVMH的劲敌。阿尔诺也早就有“收编”古弛之意，但他似乎比别人多了个心眼——他要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
1999年1月，LVMH公司饿狼扑食般地扑向古弛，收购了后者34%的股份，成为古弛的大股东。古弛顿时失去了自由，受制于LVMH。面对这种情况，古弛CEO德索尔提出要求，让LVMH全盘收购古弛。阿尔诺拒绝了。道理自然很简单——全部收购要花很多资金。阿尔诺希望通过控股古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以较小的代价控制古弛，从而抑制住古弛强有力的竞争，另一方面从这笔投资中获取可观的收益。
阿尔诺这次失算了。遭到LVMH拒绝后，古弛管理层决定使出杀手锏：扩充股本，并将总股本的42%以30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阿尔诺的法国同胞公司PPR公司。扩股后，PPR公司成为古弛的最大股东，而LVMH公司在古弛的股份则从34%稀释至20%。不仅如此，古弛还与PPR达成一项战略协议，保证古弛公司的独立性，继续发展多品牌战略。
古弛的举措惹恼了阿尔诺。于是他向一家荷兰法庭提出起诉，要求就此进行调查（古弛虽是意大利公司，但总部分别设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和英国伦敦，注册地则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阿尔诺称，德索尔言行不一，没有要求PPR公司100%收购古弛，但却将古弛置于PPR的控制之下，损害了古弛公司股东的利益。LVMH公司甚至还暗示，德索尔之所以会改变主意，是因为他和PPR公司订有一项秘密的君子协议：同意PPR作为古弛的大股东后，德索尔和古弛设计师汤姆·福特（TomFord）将获得一笔巨额股票期权。
2004年4月份，一家荷兰法院批准LVMH提出的要求，对古弛公司CEO德索尔2年多前的增资扩股行为进行调查。至今这场官司仍悬而未决。古弛也因此成为阿尔诺的心头之痛。不过，在外人看来，这起旷日持久的官司倒不失精彩。
在拒绝屈服的同时，阿尔诺又玩了个花招：要求PPR公司全部收购古弛的其他股份，包括LVMH公司在古弛的20%。显然，阿尔诺要逼迫PPR出手。如果PPR不全部收购，而且法院判决古弛的增资扩股行为无效，PPR将不得不从古弛退出，LVMH又会成为古弛的最大股东。如果PPR公司整体收购古弛，以阿尔诺提出的每股100美元的价格，LVMH公司在古弛的投资将获得6亿美元的收益！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如果法院不认为古弛的扩股无效，PPR在古弛仍将稳坐钓鱼台，阿尔诺则将输掉其生意场上的第一场恶战。
公司职务：宜家创办人
年龄:79
身价:230亿美元
成功理念:将时尚带进千家万户。
出名事迹:有些偶像崇拜式的宜家公司。坎普拉德还是个孩子时就开始做生意，先卖火柴，然后卖鱼和铅笔。
他17岁时用父亲的钱创办了一家公司，该公司就是后来的宜家；公司1953年开始卖家具，1955年开始销售自己设计的家具。他的产品设计简约，价格合理而平等，因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到目前为止，宜家拥有222家商店，营业额超过145亿欧元。几乎所有西方家庭都有这家瑞典巨擘的产品。宜家最终由一家荷兰信托公司拥有，股权结构异常复杂。有人宣称，坎普拉德实际上仍拥有宜家，如果这样他就是世界首富。
他说:“我不怎么洗一次性塑料杯了。”(传说他很节俭)
1.童年就有生意天分
坎普拉德从小在家族经营的农场艾尔姆塔里德长大，天生就是个做商人的料。5岁时，他就懂得在小伙伴中间推销火柴。一天上午，坎普拉德开始了他的“第一桩买卖”。一个小伙伴想要让他陪着去买火柴，伙伴一直在抱怨，去商店的路途很远，他说宁愿用自己的零花钱搭上一些，即使贵点，也不要走这么远的路去买火柴。坎普拉德记得自己的家里有多余的火柴，就和小伙伴说自己可以和他做这笔买卖。下午他们就成交了。交易的成功使坎普拉德尝到了冒险和兜售快乐的滋味，以及说服他人的满足感。也使坎普拉德明白一个道理：风险和机遇并存。
稍大点的时候，坎普拉德开始骑着自行车在周围地区继续兜售火柴。坎普拉德发现，从首都斯德哥尔摩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把一些货品批发来，虽然在当地也是以较低的价格卖出去，但还是有利可图。
于是此后，小坎普拉德开始买进卖出任何认为可以牟利的商品，从打火机、圣诞卡、圣诞树装饰品、花种、圆珠笔和铅笔等。有时他还骑车将钓来的鱼送到别的地方去卖。
坎普拉德说，从年幼时开始，他就有着强烈的挣钱愿望，打定主意今后要做个商人，这与他父亲费多尔有关。费多尔受过系统的林业教育，他有很多设想，但总是因为缺钱而无法实现。坎普拉德回忆说，小时候他经常跟父亲在林中散步。10岁那年，有一次他父亲指着一片林地对他说：“我想在这里修一条路，但这要花很多钱。”从那时起坎普拉德就想，以后要挣好多钱，帮助父亲实现他的计划。
11岁那年，坎普拉德从一家种子店贩卖树种到一家农场，赚了一笔钱，将妈妈给他的那辆旧自行车扔掉，买了辆新自行车和一台打字机，那是他一生中第一笔“大买卖”。
此后，卖东西对坎普拉德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嗜好，他并不缺钱花，但却从赚钱中感到了无穷的乐趣和力量。他开始细心地观察周围人们的生活，大家在生活中的不便，他都会想办法看是否能解决。他已经开始相信这个世界没有发现不了和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它尚未被发现和解决而已。一般人遇到困难抱怨一下就会过去了，坎普拉德却把这当成了一次挑战，他不相信有解决不了的困难，这种愈挫愈勇的精神从他的孩提时就开始了。他骑着自行车向邻居销售火柴时，经常了解到邻居们的困难和需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使他发现了与人相处的快乐和满足。起初他还是以抬高价格的方式出售，后来他发现从斯德哥尔摩批量购买火柴可以拿到更便宜的价格，然后再以很低的价格进行零售，从中仍能赚到不少利润。这样邻居都喜欢买他的火柴。他的生意范围不断扩大，每次他都会询问邻居有什么短缺的，有什么需要，都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到下一次进货的时候，看是否能进到货满足大家的需要。后来他卖过鱼、圣诞树装饰物、种子、圆珠笔和铅笔等，他的货郎宗旨是“你需要，坎普拉德满足”。坎普拉德时常背着一个大包，骑着自行车到处兜售商品。每一个周末都是一脸大汗，他会笑容满面地敲开邻居家的大门，不论你是否买东西，他都会和你热情地聊天，问你有什么需要。他那一脸的憨态，满心的真诚，是许多农场里的老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当这个年轻人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于无法再徒步沿街叫卖时，他购得当地牛奶卡车的递送服务，并且开始用笔记本作为临时代用的邮购目录。他的每一步都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惊奇，这个小男孩的脑子里总有许多新奇的想法，并且会毫不犹豫行动起来。一心琢磨怎样才能以最简捷和最廉价的方式把商品输送给顾客。很多小孩子童年的时候都有一定程度的自闭倾向，坎普拉德也不例外，他患有阅读困难症。他曾经有胆怯和自卑的心理，但是为了推销自己并且兜售自己的商品，他必须变得勇敢起来。兴趣是一个人成功的关键，坎普拉德的兴趣在于兜售，朝着这个方向走，他坚信自己一定会成功。他从未把赚钱看成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在他眼里那是一种幸福，是这个世界对他的肯定。在买卖的王国里，他是一个主动出击的人，一个时刻战斗的勇士。
少年时代的“小货郎”经历影响了坎普拉德的一生，那时他已经对做生意有了浓厚的兴趣，他善于发现别人需要的，同时又善于用各种形式为自己的商品宣传。可以说即使今天他没成为一个出色的家具商人，他也会是一个在其他方面令世人瞩目的生意人。
总之，坎普拉德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商业精灵。
2.冲破樊篱——在艰难的环境下崛起1953年，坎普拉德放弃了所有的其他行业，专门从事低价位的家具经营，由此开创了宜家家居时代。但是，当时瑞典国内家具业市场几乎被制造商卡特尔和零售商卡特尔所垄断，它们相互间的订货合同实质上排除了任何竞争对手进入家具行业的可能，这种垄断局势对宜家的经营和发展极为不利。如果按照当时游戏规则，宜家无法挤入家具业，最终也难以逃脱夭折的命运。
坎普拉德，这位5岁时就表现出颇有天分的生意人没有理睬卡特尔的游戏规则，而是另辟蹊径以家具制造商身份直接卖家具给消费者，同时又以零售商身份直接向独立生产厂家采购家具。坎普拉德开创的融制造商和零售商于一体的经营方式大大地降低了家具产品的终端价格，深受消费者欢迎。然而，宜家独特的经营手法却触动了竞争对手们的既得利益，激怒了这些仍不习惯新的游戏规则的同行们，他们很自然地联起手来抵制宜家，家具行会立刻宣布禁止宜家在家具展上直接展销家具。脾气倔强的坎普拉德一怒之下找了间被废弃的旧厂房，并把它改造成第一个宜家仓库，仓库兼用于家具展厅，从此第一间“宜家专卖店”正式诞生了，周围的居民们甚至排着队到这里购买家具。生意日益红火的宜家使得那些心存嫉妒的竞争对手们恼羞成怒，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继续联手挤压宜家，拒绝向宜家销售家具，打击那些敢于向宜家提供商品的制造商。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坎普拉德并没有屈服，更没有退缩，他信奉“只要我们动手去做，事情就会好起来”。秉持着这一信条，凭着“愈挫愈坚”的意志，坎普拉德一步一步地向着既定的充满阳光的方向前进。
正当宜家处于非常艰难的时刻，坎普拉德做出了人生最富意义的决策：走出国门。坎普拉德带着公司设计的大样，跑到当时还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波兰寻找机会，并与波兰的低成本家具生产厂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宜家不仅与这家波兰家具厂保持着买卖合同关系，而且还帮助对方建立起现代化的生产体系。现代化生产体系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家具产品的质量，另一方面还能降低生产成本，因而这对宜家维持“大众价格”的经营理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坎普拉德波兰之行的成功催生了宜家第一家海外生产基地，为他带领宜家进军国际市场无疑开了一个好头。在大多数人还缺乏全球化意识的时代，坎普拉德就已经开始了进入不同国家市场的尝试。
在坎普拉德的带领下，宜家开始走向世界，在不同的国度落户生根，开花结果。1963年坎普拉德首先在挪威奥斯陆开了第一个瑞典以外的分店，而后很快便发展到丹麦和瑞士。1974年宜家开辟了全球最大的德国家具市场，然后挥旗进军北美大陆——加拿大，继而转战荷兰。1985年和1987年宜家成功打入美国和英国市场，从而将其发展成为当前世界第二和第三大市场。有人说，宜家是在一次次国内同行的抵制下成长和发展起来，并已名副其实地成为世界家具龙头老大。但是更正确地说，宜家的崛起与腾飞在于坎普拉德——这位宜家创始人临危不惧的顽强性格、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及其与众不同的生意天分，所有这些才是缔造宜家王国的真正根基。
3.有价值的低价格
一次偶然的机会，坎普拉德去参加一个家具展览会，看到展览会上极具豪奢的展品，他想到了普通人的家具，难道不富裕，就不能享受最好的家具吗？毕竟富人只是少部分，给大多数人生产家具才会有最大的市场，他决定，将少数人才能享用得起的奢侈品改造成大众能接受的产品，要生产大多数人的家具。而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宜家”经营理念——有价值的低价格。
宜家的秘密是什么？许多人认为宜家的成功在于它创造了一种特别的购物感受，如商店布局、没有销售员、瑞典美食，以及由顾客自己组装家具等等。但这些只是表面现象，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它以低价格销售高质量的商品。这才是它征服市场的武器。与竞争对手相比，宜家销售的家具价格平均要低30％至50％。同时，它还在不断降价，与此相反的是，不少家具零售公司的价格却往往随时间上涨。
宜家打出的口号是：“有价值的低价格。”它的目标是保持产品的价格不至于太高，但又不让顾客觉得它的商品是便宜货。要做到这一点，降低成本就成了不二法门。实际上，降低成本贯穿了宜家产品的整个过程，从产品构思、设计、生产到运输和营销，坎普拉德无时不想着成本二字。
为此，他曾经说过：“资源的浪费，在宜家是一种致命的过失。一个没有成本核算的目标计划是决不能被接受的。”
为此，坎普拉德不断节约，不断采用新的措施来降低成本。
在宜家之前，没有任何人把家具卖遍全球。理由很简单，体积太大，运费太高。把衣柜和奔驰运到中国，两者运费相当，但价值和利润却相差数百倍。
1953年，宜家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节约成本的成功案例出现了，英瓦尔·坎普拉德曾经回忆说：“有一次，我们刚刚为一张桌子照完相，正要装箱，一名助手说：‘天啊，这样实在太占地方了，不如把桌腿卸下来放在桌面上。’”就这样，“自助组装家具”出现了，宜家出现了平板包装，并由此得出“可拆装家具”生产得越多，运输途中的破损现象就越少，运费成本就越低的结论。此后，宜家走上可拆装家具之路，这为它成为今日的全球巨头清除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坎普拉德对每个宜家产品都有严格的标准流程：设计师在接受一个产品任务时，同时被告知这件产品的最终零售价——它通常低于所有竞争对手的价格：产品本身还必须符合实用和占用更小空间的原则。设计师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材料、颜色等设计。根据设计草图，采购人员在全球几千家供应商中招商。他们的责任是调查全球哪一个该类产品生产商正处于淡季，并因此得到极低的价格。供应商被要求做的工作不光是生产产品本身，还须提供相应的组装说明和组装工具，为产品贴上印有价格、材料、原产地等详细说明的价签。这些产品通过宜家在全球的12个转运中心统一配送到各个商场。同时，产品的详细说明已随着每年一册的产品目录手册散发到世界各地顾客的手里。
相比在控制生产运输环节成本的精明，宜家更擅长把他们如何减低成本用实际行动告诉顾客。每个顾客在宜家购物都会感到不便，不提供送货，还得自己动手把买到的家具组装起来。但几乎没人为此提出过抱怨。从产品目录手册到专卖店，宜家始终都在渲染一个声音“省钱”！在这个声音的感召下，大多数人都乐意接受用自己的劳动来节省开支的方式。“到宜家去DIY”也逐渐成为流行世界的潮流。
而这最终的一切结果都来源英瓦尔·坎普拉德那颗富有天才经营意识的大脑。
4.一个家具商的誓约
2005年，时已70多岁的坎普拉德决定对他大半个世纪的生涯做个总结，尤其是他近十年宜家经历，让他有足够的心得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经过认真的思考，他决定用“一个家具商的誓约”作为此篇论文的题目，其中，他将宜家成功的经验进行了系统性的分类总结，最后归结出了九大训条。这九条就是宜家生存哲学的真谛所在，也是宜家精神的基础。这九条训条对现代企业经营者来说具有巨大可借鉴价值，现概括如下：
第一条、产品系列
我们的目标是为大多数人提供他们买得起的、实用、美观而且廉价的日常家居用品。
第二条、宜家精神
真正的宜家精神，是由我们的热忱，我们持之以恒的创新精神，我们的成本意识，我们承担责任和乐于助人的愿望，我们的敬业精神，以及我们简洁的行为所构成的。
第三条、利润创造实力
“利润是个好字眼”——宜家能够赢得利润靠的就是低价、高质、开发经济型产品、增多购买以及成本节约。
第四条、从小事做起
浪费就是犯罪。
第五条、简单是一种美德
复杂的条例容易使人无所适从，不切实际的宏大规划往往是公司倒闭的前奏，简单随意却给人以力量，宜家人从来不开靓车，也不住豪华宾馆。
第六条、标新立异
宜家走的是自己的道路，让衬衫厂制造椅子靠垫，让门窗制造厂打造桌子框架，晴天的时候把雨伞价格抬高而下雨的时候再打折出售。
第七条、展示发展的力量
你没办法一下子在每个地方做好每一件事。
第八条、担负起职责——一项特权害怕出错是官僚作风产生的摇篮，对任何进程来说都是有害的。充分利用你的权力和职责，作出决定。
第九条、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去做，前途一片光明让我们保持一支由积极进取的人组成的团队，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
公司职务：三星集团董事长
年龄:63
身价:43亿美元(家族财富)
成功理念:理解品牌的重要性。
出名事迹:将三星电子(Samsung Electronics)从低质量的大规模生产商，改造为亚洲最有价值的科技企业。李健熙没有在日本企业的授权下制造电视机和录像机，而是将三星发展成为拥有自身声誉和威望的品牌。
如今，三星成了全球电子品牌，是前沿技术和时尚设计的代名词。1987年，李健熙继承了父亲20年前创立的大型集团企业，业务涉及造船、化学品生产、房屋建造和手机制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李健熙改组该集团的意愿挽救了三星，也为三星在国际上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三星从一个不为韩国以外地区所知的企业，发展成为具有极高价值的国际品牌。三星是世界领先的液晶显示器和内存芯片制造商，也是三大手机制造商之一，因集电视和MP3播放器功能于一体的出色手机而名声大噪。
他说:“一位天才可以养活数百万人。在即将到来的时代，创造力将成为商业成功的最重要动力，我们需要雇佣最优秀的人才。一位天才的经济价值超过10亿美元。”
1.子承父业，使三星发扬光大1987年，50岁的他子承父业，成为韩国三星集团的CEO，以变为本地提出了“第二次创业”宣言。
1993年，56岁的他不甘人后，迎着“只配给别人系鞋带”的嘲讽，以变求生地展开“新经营”战略。
2004年，67岁的他宝刀未老，直面“知识经济汹涌澎湃”的挑战，以变化为笔锋勾画着“人才库”远景。
在他的努力下，三星成为了韩国的标杆企业，成为韩国这个拥有高度自信的民族的最大骄傲。他就是这个骄傲的创造者三星的领导者——李健熙。
1938年，李健熙的父亲李秉哲开了一间米面加工坊，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经营，这家小加工坊逐渐壮大起来，业务范围也有了新的开拓，于是李秉哲开始涉足渔业产品和蔬菜水果的出口，从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动乱后，到了50年代，李秉哲已经在制糖和毛纺织行业崭露头角，随后又广泛地参与石化、造船、航空、电子、通讯和金融业。到80年代，一些无论如何也扯不上关系的商品生产部门，如食品、汽车、飞机等也都囊括在三星公司内，三星成了韩国经济领域中规模最大的财团。世界著名的通用电器、东芝、松下、洛克希德等公司都与三星建立了联合企业。
1987年11月，韩国的“企业之神”李秉哲去世，三子李健熙接管了三星的所有业务。李健熙早年在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并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接受了MBA教育。继承了遗产后，李健熙一步登顶韩国商界巅峰。然而作为“含着银勺出生”的一代，他有着完全不同于父辈的头脑和判断。
上任伊始，李健熙就大刀阔斧地对三星集团进行彻底整改，这主要缘于他那强烈的忧患意识——“过去，企业只需在向前展望1～2年便能发展壮大；现在，企业必须超前远望5～10年才能继续生存。这种咄咄逼人的前瞻态势，正好应验了中国一句古语：‘此一时，彼一时’。如果三星不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不仅二流、三流都保不住，而且很有可能陷入灭亡的深渊而无力自拔。尤其是从1992年以来，这种危机感经常使我身冒冷汗，彻夜难眠。未来的企业只有立志成为一流、超一流，才能在你争我夺的国际竞争中得以生存、发展和壮大。怎样才能成为超一流企业呢？就要为消费者提供最佳产品，售后服务价格最低；企业员工应有正确的工作态度和高尚的敬业精神；企业具有为人类社会长久幸福贡献自己所有一切的企业精神和向上的风气……”
如何使危机感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动力源？如何实现成为超一流企业的远大目标？李健熙在深入调查和广泛考证基础上，大胆冒险地推出了以“除了老婆孩子，一切都要改变”为宗旨的“新经营策略”革新运动。他甩出了“变化先从我做起”的改革杀手锏，18万名员工都是早上7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巧妙避开了上下班高峰的交通堵塞，使员工们更能有效地充分把握工作时间，难怪有一位叫朴圣勋的管理人员深有感触地赞叹道：“早勤制度使我们有机会改变了对时间如何巧妙利用的观念。以前，我把许多宝贵的时间白白耗费在挤车过程中。现在，我学会了游刃有余地分配和利用时间，轻松自如地安排好每天的工作和生活。”为了最大限度地缩短每天早晨7点25分召开的例会时间，他令人不解地利用中国古代的计时工具“沙漏”来计时，例会必须不差分秒地立即结束；为了保证质量第一，他果敢实施“全线停产制度”，产品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整条生产线必须全部停产，直到找出失误原因并加以纠正后方可重新运行；为了实现“攥起拳头重击”的转轨变型，他不计得失地全力进行结构调整，忍痛割爱地卖掉电子、化工、新材料等无关集团发展大局的子公司，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开拓高附加值行业。为了早日圆了“走向世界”的国际化之梦，他不仅竭力增强全体员工的国际化意识，而且确立“既有利于三星，又有利于所在国”的国际化基本原则，并制定了“周到细致的事前分析和规划，充分利用世界各国的专家，选择最合适的基地”的国际化总体战略。为了打破商品组合化、工厂组合化、销售组合化、行业组合化的“组合化战役”，他先从手下的建筑公司入手，要求其不仅要建好公寓的土木工程，而且要把厨房器具、电子产品、起居用品等生活事先设置好，尽善尽美地进行整体配套施工；为了根除集团内部的个人主义和小集团主义，恢复人性美和道德美，他要求每一位员工都必须做到“德艺双馨”，因为“对于一个职工来说，即使能力再强、技艺再精，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向善人性和起码的良心道德，就会不自觉地陷入自私自利的怪圈，最终也是不会干好本职工作的”。所以，只有每位员工的生活质量和德行质量提高了，才能促使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的提高，进而促使企业的信誉度提高……正是这种“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革新精神才使得三星集团面貌焕然疑一新，摇身一变为韩国企业界响当当的“龙头老大”，老树新枝更俏了。
而李健熙本人，也以变中求新、变中求进的强烈改革意识和大胆改革举措，一举赢得了“环球企业界百变金刚”的雅号，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巨子纷起仿效的最佳经营典范。
2.“企业生命在于人”的经营管理哲学李健熙虽然从企业改革和质量至上中尝到了甜头，但是这赫赫战功并未减缓他的危机感，反而更让他为企业的未来而忧心忡忡：“三星人从意识到本领还停留在以往几十年一贯制的‘数量竞争时代’，缺乏‘质量竞争时代’所必备的国际化素质和全球化观念，这正是生产效率不高，开拓能力不强的症结之所在。当务之急是，应及早培养和大力聘用能同其他国家工商人员密切合作的国际化管理者和全球性经营者。为了培养出一名未来型人才，要舍得花费20年、30年的功夫。要不吝惜金钱，从多方面进行教育，以保证复合型人才的生成。所谓未来型人才，应当是能够不断体验出危机意识的国际化人才，应当是能够不断寻觅自我发展最佳契机的全球性人才……”
有着“企业始于人，企业的生命在于人，人是企业的未来”信念的李健熙，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创建起“三星人力开发院”，全力培养主导三星未来、富有创造能力、乐意奉献社会的跨世纪人才。“三星人力开发院”下设5个研修院，分别进行领导人才培养、海外人才培养、外语能力培养、管理机能培训和高新技术培训，年研修经费高达6000万美元。“三星人力开发院”大胆倡导教育方法改革，特别重视双向式教育，竭力鼓励学员们独立思考和思辨争论；学员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公司内每位员工年受训时间不得少于15天，必须学会两门外语，每会一门外语就加薪10～15%……李健熙重视人才、培养人才最令人称道的就是他那别具一格、功效非凡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绝招。他把普遍教育与重点培训相结合，对每一位新招聘的员工进行一个月普遍教育，不仅系统学习三星传统、经营理念、举止礼仪和“团队意识”，而且深入生产第一线进行现场观察、上机操作、拜师学艺和运用真知，只有经过知识考试和技能测验的合格者才能上岗工作；对各部门负责人分别进行课长课程、部长课程、经理课程等分级重点培训，着力提高他们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领导运筹水平。他把国内学习和国外实践相结合，大胆实施“地域性专家培养制度”，每年选派一批具有5年工作经验的员工去国外观察体验一番，年薪在5～8万美元之间，力争将他们培养成为通晓异域国情民俗的行家里手，为将来在那里扎根和结果做好一切准备。
李健熙对员工的继续教育可以称得上用心良苦，以至于到了连员工的太太和孩子们也不想遗漏的地步。对员工的孩子们，李健熙格外关照，并明确规定：“一旦考上大学，所有费用均由三星集团全部负担。大学毕业后，工作单位也由三星集团全权安排。”对员工的太太们，李健熙更加关怀备至，专门开设了被戏称为“太太学校”的文化教育中心，让员工的太太们随时光顾信息漫游室、电脑设计室、健美健身房，自由参加各种各样的培训班，以求在“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过程中，曲径通幽地取得“让太太影响丈夫”的最优化整合效应。
正是由于李健熙不遗余力地全面实施“人才战略计划”，不仅使得“三星集团”聚拢了一大批像“三星电子”总裁——姜晋求、主管战略研究和公关的总裁办公室主任——原《中央日报》总编辑等精兵强将和“世外高人”外，而且使得三星电子公司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大的电脑存储芯片厂，并一举兼并了美国著名的“AST电脑公司”。
正是由于李健熙大力倡导“有一分热就发一分光”的岗位成才方略，才使得三星集团的每一位员工都具有了一种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向上信心和进取动力，难怪他们逢人询问时都会自豪不已地称：“我之所以选择了三星集团并决心为三星集团卖命，并不是因为三星集团的薪水比其他企业丰厚，而由于三星集团十分重视人才并能做到量才而用。每一位进入到‘三星集团’工作的人，只要自己‘夜点明灯下苦心’地勤奋好学，‘只求奉献不索取’地埋头苦干，‘变化之中觅新奇’地发明创造，什么名誉、地位、金钱都会纷至沓来，不仅能使自身价值得到最大体现，而且能使自己的发展前途充满灿烂的阳光。”
3.提升竞争力，超越最强对手——索尼李健熙这种“企业始于人，企业生命在于人”的管理哲学无疑是“三星”迅速发展的关键所在，有了这样的人才优势，也就难怪三星在短短十年之内就拥有了同电子业中的老大——索尼抗衡的本钱。
2002年4月2日，三星电子的股票市值首次超越索尼，总量达到65.6万亿韩元，比索尼高出2万多亿韩元，这成为了当年度电子业界最大的新闻；而即使是放眼历史来看，这样的时刻也将成为闪光的亮点。因为在此前，全世界都认为：超越日本公司被认为是相当困难的事，而超越被日本人认为是日本骄傲的索尼，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三星做到了。
很多人说三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因为三星最初的出生证明上是与日本三洋公司联姻（1969年）的结果。那时的三星技术缺乏，不得已才选择与技术先进的日本公司合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三星还一直在向三洋电子公司学习晶体管、收音机和电视的生产技术。但在经过了数十年的发展后，三星的科技研发能力却已为世界业界的翘楚，其研发能力已在大多数日本公司之上。一个有趣的事情是：就在当年的4月22日，三星电子在日本的分公司三星日本迎来了三洋电气的会长井植敏。34年前他的父亲——三洋电气的创始人井植岁男以定牌生产（OEM）的方式向三星传授技术生产12英寸黑白电视机；但到现在，井植敏访问三星，想知道的却是三星为什么能战胜索尼？
事实上，这是一场被注定了的战争。或许它是在偶然中产生的，但当它一旦出现，便成为不可更改的使命，因为对于三星来说，如果没有傲视天下的雄心，在竞争高度激烈的电子业界会连生存都异常困难，更枉论超越与突破。其道理就比如你事先定了一个及格的目标，结果只会连及格都没有。
这种感受在李健熙接手三星后的一次美国之行中达到了**。那时的三星在韩国已取得相当大的成就，在东亚及部分地区也已小有名气，在此情况下，时已任三星董事长的李健熙前往美国考察，却发现三星在美国的处境异常尴尬--根本没地位可言。回国后李健熙对此反复思考，他决定要让所有三星的员工都能认识到三星产品的国际地位。于是李健熙带领集团的高管们到美国洛杉矶考察。情况是惨烈的：当时美国市场上，三星产品非常廉价，但价格的优势丝毫打动不了顾客的心，连停下脚步哪怕认真关注一下三星的人都凤毛麟角。而索尼等世界名牌产品倒是印证了人们买贵不买廉、买涨不买跌的消费心理。虽然价格比三星产品高出不少，可购买者却趋之若鹜--三星产品在美国充其量只是二流货，这对三星的高管们是一个强烈而巨大的刺激。当日，李健熙发给每位高管1000美元，让他们购买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子产品带回去仔细比对三星的差距。在经过仔细的对比研究后，三星内部又展开了更为激烈的讨论，但最后又归结为一个共同的声音：三星要直面与强者的较量，大力发展核心技术，提高公司的产品研发能力。在李健熙心中拥有一个三星的发展蓝图：那就是要通过开发新产品来不断提高公司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彻底改善三星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三星公司的这个策略，如今也能在众多中国企业的身上看到：像海尔、TCL等一批中国的家电企业纷纷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战略。确定了发展方向后，三星与索尼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最终在电子记忆芯片、手机、显示器、录像器等领域完全超越了索尼，并成为了世界的佼佼者。比如现在三星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内存芯片（DRAM）生产企业；其手机生产销售能力超过了著名的摩托罗拉，是仅次于诺基亚的全球第二大手机厂商，此业绩更远非索尼能比。
不要再玩“找碴儿”游戏了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所学到的第一课，与一种特殊的游戏有关，我们把它叫做“找碴儿”
（G o t c h a） 。这个游戏的基本规则是在考虑高尚的动机时一定要扯上低俗的动机，看到善举时一定要联想到恶行。如果有人说：“老查理所有时候都在为无家可归者避难所工作，他的确值得嘉奖。”你可以回答说：“是的，那是很伟大。但是查理真正的目的不过是做给上司看，要么就是想躲开他老婆。”
“找碴儿”游戏对历史人物也很管用。如果有人赞扬约翰·肯尼迪或者马丁·路德·金，一个“找碴儿”游戏的玩家就可以提起他们曾经欺骗过自己的妻子。丘吉尔或许曾经拯救过英国，不过他酒喝得太多了。心理历史学家们以玩这种游戏为业，把精英们的理想和热情解释为混乱的个性、扭曲的童年、压抑的愤怒和升华的性欲。
“找碴儿”是个有趣的游戏。它使玩家显得聪明而世故，并且还能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通过对所有人进行这种对号入座式的剖析，我们很容易接受或原谅自身的缺点。而“找碴儿”也是很容易成功的—正因为许多伟大和平凡的人和柯特兹一样，都受到混合的动机的驱使。
然而“找碴儿”游戏背后的心态是极度不切实际的。它暗示着真正有德之人的行为动机应毫不搀杂其个人利益。然而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匿名捐赠或许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而在战争中牺牲生命的士兵或许也能算上一个。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动机与柯特兹的大致相同，恐怕抵挡不了几个回合的“找碴儿”游戏就会败下阵来。
当然，指出柯特兹的动机是混杂的，算不上是一种尖锐的说法。毕竟，若不是受到个人利益的强烈驱动，他也不会碰到那些问题。柯特兹能成为一个高薪的销售员，负责一个赚钱的销售区域，工作在一家大型的、结构复杂的、难免带有政治色彩的公司里，不是因为他是圣方济各（St. Francis of Assisi）那样的人。他在职业生涯的头几年里，也曾经保持警惕，完善经验，捕捉机遇，耍点儿别人都在玩的手腕。如果不是非常关心自己利益的话，没有人能够在“出人头地”的游戏中爬上哪怕是短短的一部分路程。
这就是为什么拿大人物来玩“找碴儿”游戏是如此容易的了。他们能够领导国家、管理大企业、指挥政治运动、引导社会变革，绝非偶然。因此，驱动他们的往往是自我意识、激烈情绪以及其他并非悲天悯人的动机，这一点不足为奇。
对有些人来讲，这个观点是悲观的、偏激的、泄气的，但它准确地反映了古老智慧与现代科学令人惊讶的交汇。《旧约》圣经和古希腊的悲剧把男男女女们描写成割裂的、复杂的生物，他们被许许多多的希望和恐惧、欲望和需求引上不同的道路。比较一下这些描述与认知神经科学的新学科中出现的说法。后者将人类思维描述为一些半依赖性的组件，其中每一个都担负不同的任务。有些帮助我们直立行走，另一些负责察觉危险，其他的负责记忆、计划，以及爱。这些组件常常同时工作，相互冲撞。结果使人类的思维成为“一个充满争论的吵闹的国会” 4。比起古典雕塑的和谐，我们的内心世界更像现代画中那些支离破碎的图像。
柯特兹的故事给我们上的第一课是在乱糟糟的一堆动机面前保持清醒的重要性。当然，他的动机是混杂的，这是事实上无法避免并且不足为怪的。重要的不是他非常关心自己的个人利益，而是他的动机并非完全的自私自利。柯特兹的确关心那些有可能因为那种药物未经证实的用途受到伤害的人们。他既关心自己也关心他人。柯特兹无法通过“找碴儿”
游戏的考验，他也不是圣人故事里的人物。但他的动机符合了实际的、理性的沉静领导之道的标准。这个标准关心的不是一个人的动机是否纯粹，或者是否有英雄气概，而是它们够不够好。
确定你真的在乎
在开始改变世界的艰苦努力之前，即使只是小小不言的尝试，人们也必须确定他们到底有多在意这件事。关键的问题往往并不在于是非对错。换句话说，道德上的权衡是必要的，但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一个人能不能充分地把某个问题当成自己个人的事来解决，来坚持，来承受，并持续下去。
成功的领导者们并不仅仅认为他们应该行动，而是觉得他们必须这样做。当一个人的任务是改变哪怕一小部分的难对付的世界的时候，他的动机的力度至少与其纯度一样重要。
沉静型领导者的性格中多少有一点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所说的“铁腕”。
这意味着处于柯特兹所在环境中的人们既需要检验他们的动机是否道德，又要检验它们的力度。幸运的是，在柯特兹的案例里，他的个人利益与他对他人的关心是溶为一体的。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也不想损害他的事业。由于柯特兹的动机是混杂的，他更倾向于坚持他的努力。如果柯特兹的动机只是一份同情心，或是他公司的信条中那些鼓舞人心的句子，他恐怕就不会有什么举动或者坚持下去了。一个“更好”的人未必做得到他所做的事情。
同样的，丽贝卡·奥尔森几乎坚持了一年，也是因为她认为这是该做的事情，而且她不愿意由于米勒妨碍了她的可信度和战斗力而吃个败仗。
为自己打算的动机并没有使柯特兹或奥尔森成为圣人。但是在这两个案例中，追求个人利益这一巨大引擎在不断运转，低俗的动机推动了高尚的动机，使得人们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坚决，更加有毅力。他们的表现尽职尽责、卓有成效，因为他们有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有力量追求他们的利益。正如法国道德家德·拉·罗希夫格公爵写下的：“我们往往应该为自己那些高尚行为感到无地自容，如果它们背后隐藏的全部动机被公诸于世的话。”
再说一遍，这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对人类本性的看法，但它是持久的、有力的。想想世界上那些主要的宗教，它们对于混杂型动机的力量抱着毫不含糊的现实态度。宗教劝诫我们要爱上帝、爱邻居，过良好的生活，但它往往不会到此为止。佛教徒们相信遵守五大戒律的人的生活将是充实而美满的—由此可见虔诚信佛的人的动机不仅仅是对佛祖的敬爱，而是为了得到他们期待的美满充实的生活。同样，基督教的信仰用在天堂里得到永生的美好前景来**我们，用“永受地狱之苦”的悲惨景象来吓唬它的信徒。那些好好生活的印度教徒是希望在来世生活得更加幸福，反之则要冒转世投胎变成虫子的风险。因此，远在股票期权和丰厚的分红成为常见的对员工的报酬之前，宗教领袖们已经懂得所谓有力的物质刺激的力量了。
这个世界常常表现出无从预料的、令人迷惑的一面，当信任脆弱不堪、许多人将生活看做一场游戏的时候，只有那些动机强烈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取得成就。仅仅是想到有些事应该做是不够的。沉静型领导者们想要采取负责任、有道德的行动，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常常需要在很长的时间里坚持不懈、相机行事。要想对实现他们的目标抱有任何希望，他们的动机就必须有足够好，并有足够的强度。
不要试图去拯救世界
艾略特·柯特兹的行为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他在对待未经证明的药效这个问题上，做了一些事，这是值得赞扬的，但是他难道不应该做的更多吗？他的公司即使没有触犯法律的条文，也至少违背了法律的精神，而且显然这种违法行为是故意为之的，是情节严重的。这可能会危及到成千上万的患者，而不仅仅是柯特兹的主顾们治疗的病人。或许柯特兹本应为这个问题提供文件证明，或许他本应越过他的上司，直接向高层管理者汇报，或许他本应去找政府机构告发这件事。总之，由于把注意力集中于细微的努力和成功上面，柯特兹很可能逃避了一些更大的责任。
艾略特为什么没有做得更多？混杂的动机是真实自然的解释。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它们更倾向于一种不利因素，而不是一项有利条件。它们确实促使他采取了行动，但它们同样限制了他的作为。如果柯特兹不是这样关注自身安危的话，他可能会为别人做更多的好事。
在检验其背后的假设之前这一指责听起来颇有道理。潜伏在这种指责背后的，是对于什么是负责的行为的英雄主义观点。按照这种观点，真正的领导者是乐于为更多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个人利益的。听起来不错，但是想想，如果柯特兹向公司的上层提出抗议，或是把事情闹到食品和药品管理局，最可能发生的会是什么。绕开他的上司对他的前途不会有什么好处。他的上司可能会很不高兴，而高层管理者们则会把他看做一个刺儿头。柯特兹挑战的可能是一个经过周密策划的、波及整个公司的行动。这意味着，他几乎一定会四处碰壁、求告无门，丢掉自己在这个公司的职位。
告发这件事也未必有什么好结果。由于公司小心地没有留下任何成文的蛛丝马迹，柯特兹对发生的一切并没有掌握有力的证据。而告发行为往往会在事业上自毁前途。总之，如果柯特兹不是那么关心自己的利益的话，他很可能在没有改变世界或改善他公司的局面之前毁掉自己的前程。
总而言之，柯特兹混杂的动机是长处而不是弱点。它们实际上给予他一种分清轻重缓急的能力，一种谦逊而警觉的态度，并帮助他在一个危险地带小心地穿行。由于担心参与一场道德大斗争带来的个人损失，他没有做出毫无用处的、装腔作势的举动。柯特兹没有打赢过战争甚至是战役，但他却成了一场小型冲突的胜利者，并会在新的一天里继续战斗下去。
由于柯特兹的动机是混杂的，他把焦点集中在按理说可以达到的目标上，避免了自我牺牲。他把自己的努力限制在很小但很显著的行动范畴内，在这里他可以做一些好事，而不用付出太大代价。他向几个大夫提到了那种药物未经证实的药效的危险性，他或许能够帮助一些病人避免拿到错误的处方，他为其他一些销售员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或许也迫使他的上司能够重新考虑这种隐蔽的逐利销售计划究竟是不是恰当。柯特兹没有试图去改变整个世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可能让他去改变世界。
柯特兹面前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是复杂而危险的，而他根本不可能使公司的做生意的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最基本的事实。的确，沉静领导之道的缺点之一就是谨慎的人不得不克制自己，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但这往往无法完全实现他们的希望和抱负。
柯特兹意识到他采取的是温和的手段，而且他在行动时小心翼翼、谨言慎行、诚实正直。
在实际的角度上和伦理的角度上，这都比突然爆发一次英雄主义的但毫无用处的行动有更多意义。
十个脑袋的蛇
有一个老故事，讲的是谷仓里有两条蛇。一条有十个脑袋，而另一条只有一个。如果谷仓着火了，究竟哪一条蛇更有可能活下来呢？传统的答案是那条只有一个脑袋的蛇。因为它会当机立断并马上采取措施脱身，而有十个脑袋的蛇很难下定决心，移动起来也过于缓慢。
这个故事的寓意广为流传但却似是而非。我们被教导说—若一家自相分争，那它就站立不住。拿破仑也说过，一名笨蛋将军的表现要好过两名优秀将军的合作。当我们想到伟大的领导者时，标准的形象是他们心（感性）脑（理性）如一，并且统一于惟一的一个目标。
但是这种传统的智慧可能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至少在不只是决定是在火灾中逃命还是呆在那里等死这种简单问题的情况下。当问题暧昧不明、变幻莫测，当它在实际和道德方面都模糊不清时，复杂的动机就展现出重要的优点。也就是说当人们面对挑战，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不应该认为自己糊涂了或是无能的。动机复杂往往说明一个人真正了解了事态的发展，而这些动机可以帮我们指出前进的方向。
为了使你理解我这样说的道理，我们拿坎德拉·杰弗逊面对的问题做个例子，她是某成长迅速的大型电器公司的新任生产主管。她刚刚升迁到这个岗位的时候，她上司的上司，公司的一名副总经理，把她叫到一边并给了她一些建议。他说她手下的一名叫爱丽斯的员工非常麻烦，最好能够迫使她自动辞职。他的话听起来像是个建议，但他眨都不眨一下的眼睛和绷紧了的声音说明这是一个命令。
杰弗逊决定谨慎行事，并且对爱丽斯的事慎重调查。她发现爱丽斯最近的表现相当差，但她是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两个都患有学习障碍症的孩子。当杰弗逊弄清了爱丽斯的处境，她决定把副总经理有些强迫“意味”的建议放在一边，给爱丽斯一个成功的机会。杰弗逊认为这是她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她不是律师，但她相信这是她法律上应负的责任。
但是，对杰弗逊来说，解决问题的正确的途径并不那么好走。在做其他许多事的时候，杰弗逊必须抽出时间结识爱丽斯，赢得她的信任，想办法重新分配她的工作，使她能够在照顾家庭的同时干好自己的工作。此外，她还得在那位副总经理问到爱丽斯是否已经离开的时候顾左右而言他—显然压力相当大。所有这些努力得到的成果，是爱丽斯的表现有了进步，而那位副总经理不再闹着要解雇她了。
在后面的某个章节里，我们将仔细研究杰弗逊处理问题时采取的策略。但现在的关键是她的动机。关于她的决定背后的一些因素，杰弗逊如是说：我出身于一个工人阶层的家庭，上下都有兄弟姊妹。我父母都来自工人阶层的家庭，吃过很多苦。我从我父母身上学到了通过努力工作和下定决心，你能够做到想做的事情。我还懂得了所有的特权都伴有某种责任。想起这些，我把它们用到了爱丽斯的身上。我可能会考虑解雇她，但我必须保证她有机会取得进步。我需要了解为什么一个工作了1 5年的老工人会出现这些问题。
同样重要的是，我必须确定自己没有使手下得到错误的信息。解雇她可能会有损于我作为一名主管的领导能力。如果我草率地解雇了他们中的一个，我怎么赢得手下这些员工的尊敬和信任？但是一些员工确实很讨厌爱丽斯，认为她是朽木不可雕。那怎么办才能做到公平，才能帮我为将来的发展铺路？
如果我做了错误的决定，那我怎么好意思面对自己呢？我也离过婚，那段时间里我的情绪状态也影响了我在工作中的表现。我了解到有些事能够给一个人的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但是当我从个人角度同情她的遭遇的时候，我又不能允许这些事情成为借口。
我必须谨慎从事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的所作所为都看在我上司和手下的眼里呢。
坎德拉·杰弗逊的动机有两点是非常突出的。首先这些动机正像我们所说，是混杂在一起的。杰弗逊坦率地说她想帮助爱丽斯，并且也想为自己的未来发展铺路。其次，她的动机相当复杂。事实上，当她一一列举的时候，它们看上去多少有点杂乱无章。她在陈述中，列出的是一张没什么特殊顺序的长长的清单。这件事和那件事，离婚和管理，野心和同情心，全都搅和在一起。这看上去是一条混乱的、情绪化的、右脑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她看起来和那条有十个脑袋的蛇一样考虑问题，注意到许多不同的责任、个人感受、效忠和务实的想法。
但是，在日常的麻烦的情况下，事情含混不清、不断变化，成功就有赖于同时把握一大堆想法。在这些案例里，动机复杂的领导者们常常有一个真正的优势：他们有很好的机会真正理解事态的发展。他们不太可能忽略细微的差别，遭遇以前出现的障碍，追求不切实际的幻象，或者落入陷阱之中。他们同样有更好的机会去做出适合那些问题的特殊形式和复杂之处的计划。
记住，杰弗逊最后成功了。她帮助爱丽斯保住了工作，而没有给自己的发展道路蒙上阴影。这是怎么办到的呢？她是因为幸运而成功地克服了她明显的迷惘茫然，还是由于那些复杂的动机而获得了成功？
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杰弗逊的说法。的确，她没有按照详细、科学、有序的顺序罗列她的动机，但这种批评是愚蠢的。如果杰弗逊清楚地知道重点在哪里的话，她的问题就不存在了。她的问题的根本所在就是她头脑中纠缠着的许多念头。这不是由于她思维混乱—而是她面前的问题的本质，而她只不过看到了事情的真面目罢了。
她尽力应付的所有的那些因素都是重要的、值得考虑的。扪心自问，她可以忽略其中哪一个，你就会理解这一点。她是应该把她从家庭中学到的努力工作的原则搁到一边呢，还是应该把从离婚中得到的体验置于不顾？她应该忽略自己的行为留给下属的印象吗？她应该在彻底了解爱丽斯的问题之前就把她开除了事吗？ 还是她应该忽视她的决定对她工作前途可能造成的影响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一目了然。忽略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犯错误。这证实了她的动机并非杂乱无章。事实上，它们紧紧追随着事实—非常非常地接近。问题不在于杰弗逊被弄糊涂了。事态本身就是糊涂的。她复杂的动机只不过真实地反映出她周围的环境罢了。
切斯特·巴纳德（ Chester Barnard），这位2 0世纪最敏锐的领导学研究者，把杰出的管理者的行为形容为“具体行为中相互冲突的力量、本能、利益、处境、职位和理想的综合体” 。他提出的观点将在后面的章节中得到论证：能直觉地感受到周边环境的复杂性、细微差别和不确定性的人，往往会更好地控制局面。在一个本身就动**不安、无从预料的世界里—沉静型领导者恰恰需要在这样的世界中摸索道路—复杂的动机可能是非常出色的行动指南。事实上，在后面的一章里，会提到混合与复杂的动机引起的紧张，能给日常环境中对卓越领导十分重要的实际创造能力带来多大的直接贡献。
像杰弗逊那样的动机远远不只是飘渺的、抽象的、思维上的一些念头。它们还包含了感觉与直觉。它们凭借的是人生中重要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杰弗逊用从父母那里学到的工作道德和她从自己的离婚经历得来的经验来考虑爱丽斯的问题。这使那些动机变得强烈而破碎：复杂的、矛盾的动机，如果诚实地说出来的话，会使人们在深夜为之辗转反侧，无法入眠。
像坎德拉·杰弗逊这样的沉静型领导者并不简单地做出决定，比如解雇爱丽斯。他们设身处地，试一试，再试一试。他们检验事态的细微差别和种种罅隙，这些小小的细节有时会变得相当关键。他们这种做法得到的结果，往往是颇具创意地解决那些由于复杂的动机不得不提出来的种种问题。这个结果就是领导学：杰弗逊的做法向其他人表明，她希望他们能够如何共事、如何相处。
即使一时间完全彻底的迷惑也是有好处的。复杂的动机有时会促使人们停下来环顾四周，调查情况，做出反应，学到东西，而不是在复杂的环境下贸然行动。执行扫雷任务的工兵行进缓慢，有条不紊，但这丝毫没有使他们的勇气失色，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工作的有效性。不确定的因素、怀疑的态度、犹疑不决、时刻警惕可能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导致人们不采取任何行动，或者使人们成为谨慎的观察者而不是变革的推动者—但它们同样体现了一种在面对这个相当复杂的世界的谦虚精神。
在杰弗逊的案例中，她的谨慎给她带来了若干回报。她能够争取时间，了解更多的爱丽斯的问题，想出更多帮助她的办法。她不能确定的因素也使她没有莽撞行事。相反，她仔细地验证和探究了面前的情况，试图了解什么是现实可行的。由于不知道该何去何从，她更加努力地寻找一条所有与此事相关的人都能够接受的妥协的途径。简而言之，杰弗逊复杂的动机使她遵循了若干条沉静领导之道的基本策略—我们将在后续的章节中仔细研究这些策略。
人性曲木说
对于这一章里提出的观点，有人将其驳斥为一种偷懒的哲学。一个批评者会说，谁都知道，或谁都应该知道世界是不确定的，而人们的动机是复杂的。那么为什么要赞扬自我意识、犹豫不决和谨小慎微呢？这只不过是给逃避重大的挑战寻找借口罢了。换句话说，对现实主义和务实主义的呼唤也不过是T恤衫上印着的口号“当其他所有都失败时，你该放低标准了”换了种高级说法而已。
这种批评说出了一个事实：很自然地，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也会被滥用。但是其他那些道德标准或信条，无论多么崇高，又何尝没有被滥用的可能呢？无数残酷血腥的战争曾经打响，而且正在进行，借的却是再高尚不过的政治和宗教理想的名头。当然，专注于细微的、谨慎的努力的人们很有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但是几乎所有的观点，如果用漫画的手法来表现，突出它的缺陷，或者觅出一些它违背的神圣格言来的话，都有可能遭到否定。无论如何，所有这些，不过是拿观念而不是用名人来玩同样的“找碴儿”游戏罢了，没高明到哪儿去。
或许现实地判断领导者们动机的最好方法是观察他们隐含的东西，观察他们日常生活中被哲学家威廉姆·詹姆士称做“现金价值”的东西7。对于那些想要在艰难的、动**的、混乱的环境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的人们来说，有四条原则是非常清楚的。
第一，做事要有主见，不要被混乱的动机弄昏头脑。在史前时代，一种叫做剑齿虎的可怕动物经常会死掉，不是因为与其他动物搏斗，而是因为踏入满是淤泥的沟壑里逃不出来。
动机往往是复杂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看得清楚，因此很容易成为无休止的调查、研究、灵魂分析和内心窥测的焦点。由于动机的混合性和复杂性，关于它们到底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讨论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这会导致消极状态和无所作为。当自我反省像小猫一样开始转圈追逐自己尾巴的时候，当同样的念头一次又一次涌起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休息一下，与别人谈谈，而后得出一个行动计划来。
第二，不要因为你的动机是混合而复杂的，就认为自己不能胜任，或者可以躲避领导的责任。哲学家埃马纽·康德曾经写道：“从人性弯曲的本质中，我们得不到任何直截了当的东西。”康德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真正理解了人们行为的原因。我们必须拨开迷雾，现实地看清楚其他人和我们自己的真实面目。这意味着认识到性格和动机是不断变化的、复杂难测的。它意味着承认领导者受到了若干方向不同的力量的合力的驱使。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无意识的；有些是理性的，有些则是感性的；有些是自私的，有些是高尚的，有些则只是并不符合这种严格的对道德的划分而已。领导者工作的动力，有时是可以说明、可以解释的。在其余的时候，我们所能得到的解释只有：“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一些事。”
第三，相信自己，也相信自己的动机，尤其在它们让你觉得无所适从的时候。内心的矛盾冲突往往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东西。同样，当你绝对清楚地看到道义上的真相时，千万要悬崖勒马。道义上的确定性可能是盲目而危险的。一句老话建议人们在其他人都陷入恐慌的时候保持清醒。更深层次的观点是，如果你在别人都感到迷惑和沮丧的时候保持清醒，恐怕是因为你不了解事情的真相。
第四，在迎接一个严重的道德挑战之前，确保你自己的安全。沉静型领导者之所以站出来，采取行动，担起风险，是因为他们想要帮助别人，也是因为他们的利益、感情、自尊和抱负受到了威胁，就像艾略特·柯特兹和坎德拉·杰弗逊一样。他们有所行动，一部分是由于涉及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的动机并不是悲天悯人的，但他们有足够的善良和足够的力量。就像一个沉静型领导者说的那样：“既是为了自私的原因，也是为了基本的道义，我选择了迎接挑战。”
这常常就是沉静型领导者坚持、忍耐和成功的原因。他们的动机足够复杂、足够利己，使得他们能够避免自我伤害和自我牺牲。相反，他们找到了往往颇具创造性的途径，通过幕后的工作来改善世界—谨慎地、缓慢地、渐进地、耐心地。他们遵循的是特殊的策略和战略。后面的章节对它们进行了详细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