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建议以及对于维护奥地利债券发行的行动是詹姆斯有生之年的最后贡献之一。1868年，他患上了重病。除了要忍受胆结石带来的痛苦外，他还同时患上了肝脏疾病和黄疸。他于1868年11月15日去世，此时距离他67岁大寿只有半年。而他的朋友、作曲家罗西尼恰好在他前一天离世。对于詹姆斯，只要他有能力办得到，他就会继续积极地在他的生意上发挥力量，只有死神能够中断他穷极一生为之奋斗的生意活动。“罗斯柴尔德死了；但他永垂不朽。”这是法国皇室对詹姆斯的闻名世界的悼词，而这样的悼词以前只是用于国王驾崩；由此可知，詹姆斯在他自己的领域中是当之无愧的国王。他无法理解金融运行的民主化。他一生都是一名银行家，在他显赫的家族遇到困难时，他临危受命，他在全欧洲的皇室之间奔走游说，让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成为他的客户。
巴黎市民变得越来越爱投机倒把，而股市永远是这场投机风潮的中心。谨慎而内敛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虽然对那些懂得如何与自己相处的人们非常友好，但是他对于自己的判断非常自信。他在生命里的最后时光曾经亲自到股票交易所一两次。他每次前往交易所总是会引起一阵轰动。那些股票代理商们每到这时总是乱哄哄的，而詹姆斯很快就被蜂拥而至的股民和行政官员们围作一团。人们会仔细观察他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会抓住他说的每一个字。谁要能为詹姆斯递去报价单，或只是为他稍稍服务一下，这人准会高兴之极。巴黎《科尔尼斯彻报》（Kolnische）的一位记者在听闻他去世的消息后立即写下一篇文章，文中记述，詹姆斯于1812年带着约一百万法郎来到巴黎，而据估计他现在约拥有三十亿法郎的资产。这位记者观察到，英国没有一位银行家的身价可以和詹姆斯抗衡。这个数字当然是记者自己虚构的；因为就连詹姆斯的儿子阿方索自己都无法估量他的父亲留给他的遗产价值；但是这篇文章以及对詹姆斯隆重葬礼的描述报道无疑是给罗斯柴尔德家族做了个大大的广告。
如果是按照詹姆斯自己的遗愿，那么他的葬礼应该被办得简单朴素，不会有军队为他授予大十字军团荣誉，但是，事实上巴黎半数市民都赶来参加他的葬礼，他这样的荣誉是实至名归的。拿破仑派出他的仪式主祭祀康巴塞雷斯公爵（Cambaceres）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参加葬礼；比利时国王为这次葬礼派出了一支副官营；奥尔良皇室、弗朗西斯·约瑟夫皇帝以及美国总统发电报吊唁这位伟大的银行家。詹姆斯的陵墓被安排在佩里拉柴瑟（Pere Lachaise）的一处古老的犹太墓地，墓碑上只刻有一个拉丁字母R。报纸大篇幅地报道詹姆斯的生平。
这样，罗斯柴尔德家族五兄弟里的最后一位也离世了，而他在生前把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事业带领上了高峰。
阿方索继承父业
詹姆斯的长子阿方索继承和接管了他父亲在巴黎的事业。阿方索生于1827年，年纪轻轻就被送到波旁大学念书，在那里他结识了年轻的里昂斯·赛（Leon Say），后者后来成为第三共和国著名的金融部长。19岁时，他又被送到英国学习铁路筹备，后来他任职于法国北方铁路公司。他父亲离世时，他已是公司的董事长了。1855年，受到拿破仑任命，他进入法国国家银行的管理阶层。阿方索此时已完全融入了法国社会。虽然他的父亲法语水平一直让整个巴黎笑话，但是阿方索既能使用法语写作，又能流利地和别人用法语口头交流。他注定要带领家族的巴黎团队经历君主制瓦解后的暴风骤雨的日子。对于这一点，他的父亲早就预料到了，只是他没能活着亲眼看到。
灾难迈着大步逼近了。俾斯麦所有的敌人都聚焦到了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德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全国。他将那些有用的人才聚集到身边，并一直都在思考达成目的的步骤。俾斯麦和足智多谋的银行家布莱谢尔德（Gerson von Bleichroder）自1866年起就变得异常亲密。普鲁士打败奥地利后，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联系也日渐紧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银行家布莱谢尔德的联合在经历了数年的磨合之后，变得愈加巩固。罗斯柴尔德家族没有一名成员在柏林任职，而在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他们都有人员在那儿的政府机关供职。因此布莱谢尔德被委托在柏林代表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整个普鲁士。
按照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惯例，布莱谢尔德接收伦敦、巴黎和维也纳三地罗斯柴尔德家族代表的政治消息。这样，布莱谢尔德对拿破仑三世的一举一动都了若指掌。每当阿方索·罗斯柴尔德觐见拿破仑皇帝，俾斯麦就能够通过非正式渠道向皇帝传递秘密信息；同样他也能得到重大机密，就如某一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成员能得知一样。当然，这个过程必须非常谨慎，因为阿方索·罗斯柴尔德是一位纯粹的法国爱国者，必须额外当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政权的固有的反感会超过家族大当家的爱国情感。
布莱谢尔德在普鲁士的财政和商业运行上很有影响力，俾斯麦已经指示他要留意政治局势的发展。不过在这方面，俾斯麦比当年梅特涅在处理与所罗门·罗斯柴尔德的关系时显得更加谨慎矜持。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利用布莱谢尔德，还和罗斯柴尔德家族合作，但是他还是能做出公允的评判，他说：“没有必要让那些犹太人占得上风，或是在财政上过于依赖他们，以致会如某些国家那样最后后悔不已。作为首相，我与犹太人的金融合作始终是他们的责任而不会是我的。”
通过布莱谢尔德的私人渠道，俾斯麦对巴黎的局势一直密切关注着。而自从经历了1866年那不幸的一年后，巴黎人民对君主制越来越不满。拿破仑希望为在和平获得卢森堡统治权后遭受的间接逆转做出一些补偿，以此来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是他这样的努力并没能成功。这位皇帝发现北德联盟反对自己，卢森堡宣称中立，而普鲁士守备部队的撤退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俾斯麦被迫承认，拿破仑永远不能容忍他自己梦想的那样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可是，他还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统一德国，如此看来，战争在所难免了。
拿破仑因为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矛盾冲突感到心烦意乱，犹豫不决。俾斯麦希望有可能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达到他的目的。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激起了法国人民的愤怒情绪，两国的领导人都无法再控制自己的人民，灾难即将降临。
一直都备受政治危机困扰的西班牙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最终办法。国内不赞同共和体，也拒绝仿效建立类似波旁王朝那样的政治制度。最终统一西班牙和葡萄牙后，就要选葡萄牙的一位皇室成员领导这个统一的国家——有人提名利奥波德王子。他的妻子是葡萄牙国王的女儿。俾斯麦很支持这位候选人，因为他觉得利奥波德当选对普鲁士有利，然而在法国，这项提议让人们异常愤怒。因为他们觉得法国会因此被面临德国和西班牙左右夹击的局面。
到了7月3日，巴黎方面了解到利奥波德王子已经同意成为候选人，法国人这下真是方寸大乱了。大街上有人高呼着“为撒多瓦（Sadowa）报仇！”此时法国不得不承认1866年奥地利战败的同时，法国也是输了。宫廷和皇帝不能使用武力阻止愤怒的人群。
在这重要时刻，拿破仑派人去请罗斯柴尔德家族族长，他希望能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力劝英国出面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安全。外交大臣格拉蒙特公爵（The Duke of Gramont）对英国大使里昂斯（Lyons）说，法国不能也不愿容忍这样的羞辱。1870年7月5日，阿方索·罗斯柴尔德被皇室副官紧急传唤去见陛下。他来到皇帝面前时显得非常兴奋，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在这样特殊的时刻以这样特殊的方式被拿破仑传唤。皇帝告诉面前的这位银行家，此时国家没有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在6月27日去世，而直到7月6日嘉连维利(Granville)才被任命），所以他想让阿方索给首相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带去一个口信。这似乎是一个略显笨拙的借口，因为他大可以利用官方渠道的，但是拿破仑宁愿私下解决，并且是通过罗斯柴尔德家族。拿破仑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格拉德斯通明白，法国决不能容忍利奥波德王子作为候选人，同时他还想让格拉德斯通竭力撤销这项提议。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立即给伦敦的莱昂内尔发去密电，莱昂内尔之子纳撒尼尔（Nathaniel），即后来的罗斯柴尔德勋爵，为他的父亲破译了该密电，随后，他又迅速把这封密电带到了卡尔顿·豪斯·特里斯（Carton House Terrace）。他在那里找到了即将前往温莎见皇后的格拉德斯通；他钻进他的马车，立即马不停蹄地赶往火车站。
读罢这封密电后，格拉德斯通沉默了一会儿。最后，他说，虽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支持候选人，但是他不愿侵犯西班牙人民选择自己君主的自由权利。莱昂内尔发来的回复告知了这个消息，而这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分行很不安。
早在7月7日，布莱谢尔德就收到了阿方索发来的一封信件，信中，阿方索透露了自己对战争威胁的恐惧。与此同时，维也纳的安塞姆也收到了一封相似的警报信，信里悲观地阐述了当前的局势，并且暗示在这样的环境下，必须要采取一定的金融手段。维也纳方面也陷入了恐慌。安塞姆的生意刚刚从1866年的打击下慢慢恢复过来，此时却面临普鲁士与法国之间一触即发的武装冲突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后果，而奥地利也很可能被牵扯进这次战争中去。据说，他对此非常气愤，咒骂政客和将军鼠目寸光，是他们给欧洲带来了这样的灾难，他决定如果不能制止西边的局势恶化，那他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奥地利卷入这次的武装冲突当中去。
到了7月11日，布莱谢尔德认为局势已经无法挽回；那天，他给他在伦敦的通信员沃穆斯（Worms）发去了一封电邮，指示沃穆斯不管以什么价格尽快卖出他的所有债券，当然，这么做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不过，似乎所有事情还是会峰回路转。7月12日，利奥波德王子自动放弃这次的候选资格。这让阿方索松了一口气，他给格拉德斯通发去一封电邮：“王子已经宣布放弃这次的候选资格；法国人对这样的结果会很满意的。”
可是阿方索的庆祝为时过早了。莱昂内尔立即与伦敦所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接触，他希望能够利用这些人的影响力缓解当时欧洲大陆的紧张局势，让和平重新回归。他和他的儿子纳撒尼尔去找了他们的朋友本杰明·迪斯雷利，因为迪斯雷利反对格拉德斯通的外交政策。罗斯柴尔德父子和他详细讨论了争取和平的行动部署。之后，迪斯雷利向陛下咨询这次冲突的真正原因，并设法得知政府是否不会参与调解冲突。最后他巧妙地向陛下发出警告：此时扰乱欧洲和平的人将要承担可怕的政治和道德责任，而且要面对文明世界强烈的舆论谴责。
战争依旧不可阻挡
不过，此时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罗斯柴尔德家族又一次徒劳了，世界历史舞台上浓墨重彩的一幕还是不可阻挡地发生了，无论罗斯柴尔德家族怎样努力地试图阻止。一宣战，阿方索就完全偏向了法国的一边。尽管他的家族和拿破仑之间存在分歧矛盾，他仍然全心全意地希望法国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阿方索辞去了普鲁士总领事的职位，这是对德国政府的藐视行为。他竭尽所能地在财政上支持法国打败普鲁士。
同时，战争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让全欧洲都惊诧不已的是，法国军队竟然在几场间隔时间很短的战斗后就被打败。帝国四分五裂了，拿破仑三世被囚禁。9月1日，他和他的军队在赛旦（Sedan）投降；9月4日，巴黎革命推翻帝王政权；皇后逃离皇宫；共和体制被实行；国家防守政府建立，特罗舒将军（Trochu）任政府主席，尤勒斯·法莱（Jules Favre）任外交部长。不久，普鲁士的军队就到达巴黎城外，1870年9月19日，军队全部进驻巴黎。
同一天，普鲁士最高指挥官威廉国王、俾斯麦、莫特克（Moltke）带领他们的精锐部队占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菲尔里斯的地产。战争的喧嚣、响如惊雷的枪声与那里的平静格格不入，湖面上畅游着悠然自得的天鹅和鸭子，森林里栖息着各种动物。普鲁士军队虽然之前已经领略过法国查图（Chateaux）地区的秀色可餐的风景，但是当他们来到菲尔里斯，还是情不自禁的被这里绝美的景色折服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安详宁静，马厩里满是良驹，葡萄已经成熟了，一颗颗硕大的果实挂在藤蔓上，温室里的兰花怒放着。当威廉国王从拉格尼（Lagny）来到这里，走进华美的厅堂时对他的随从说道：“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不可能建成这样金碧辉煌的建筑，只有罗斯柴尔德家族有能力做到。”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只留下了一名管家和几个女仆。威廉国王忍住没住主人富丽堂皇的卧室。他在一间小房间里摆了一张铁质床架，还明令禁止他的随从触摸房子里的任何设施。就连打猎活动也被干涉了——这是一条特别针对俾斯麦的命令，因为他对体育尤其热衷。
1870年9月19日，国王一行人刚一到达菲尔里斯，尤勒斯·法莱就专程赶到查图和俾斯麦商谈停战协议以及和平条款。
这次的会晤却没有任何的成果，法国谈判者们不愿割让哪怕一英尺国土，于是，菲尔里斯的这次会晤被无限期延长，而另一边，战争仍在继续着。这当然让罗斯柴尔德家的那位管家很不满，于是拒绝为这些人提供酒水，就算那些人付钱，他也不合作。这事儿最后传到了俾斯麦耳里，他立即叫来了那位管家，指责他怠慢了普鲁士国王。这位管家还是不合作，俾斯麦就问他知不知道一捆稻草能做什么用，管家很困惑，没回答他，于是俾斯麦就告诉他，那是让那些顽固粗鲁的管家们面朝天空躺在上面的，至于接下来的，他让管家自己去想象。不久，管家妥协了，并把酒拿来了。不过他找了个机会让他在巴黎的主人获知这些德国人威胁要揍他。
阿方索·罗斯柴尔德把这事告诉了他在巴黎的一个熟人，他取笑那些德国佬，而这个熟人后来给某一位穆斯蒂耶女伯爵（Countess de Moustier）写了封信，告诉她这件事。他用气球送信，这是一种和外界通信的办法。不过，这只气球被德国人打了下来，信、当然还连同信里的所有内容都落到了他们的手里。这信被送去给德国情报部门研究里头是不是包含了有价值的军事情报，这封1870年12月28日寄给穆斯蒂耶女伯爵的信被德国人截下，发现了以下内容：“现在在巴黎附近的那些普鲁士人对野鸡有着特别的喜好；昨天罗斯柴尔德告诉我，他们对他在菲尔里斯养的野鸡不满意，他们威胁要揍他的管家，因为那些满肚子都是块菌的野鸡没四处飞来飞去。”
还在菲尔里斯的指挥官们得知了此事，俾斯麦觉得这是在说他，因为他就是信里所说的“那些普鲁士”中的一个，如果说的不是他，谁无视国王的禁令在公园里打过野鸡？他说：“他们能拿我怎么办？他们不会逮捕我，因为要是逮捕我，就没人来安排和平进程了。”
信里援引的那些詹姆斯说的话让俾斯麦很不高兴，他发现那位老詹姆斯男爵有很多随机应变之道。
同时，尤勒斯·法莱第一轮的停战会晤没有成功。他拒绝了俾斯麦提出的停战条件，国民战争开始，一直要战斗到流光最后一滴血。
特罗舒将军在巴黎做战略部署，他号召所有人都能拿起武器参加战斗。
同时，国王把作战指挥部从查图的菲尔里斯搬到了凡尔赛。首都和其他省份勇敢的武装抵抗都没成功。法国人无奈地发现再多的反抗也是徒劳，新政府的代表梯也尔和尤勒斯·法莱在1871年2月21日被迫前往凡尔赛与俾斯麦商谈初步的和平停战条件；即割让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并支付战争赔款60亿法郎。俾斯麦之前与他的秘密顾问布莱谢尔德和被传唤到凡尔赛作战指挥部的亨克尔·冯·多纳司马克（Henckel von Donnersmark）曾商讨过赔款问题。在1871年2月25日与梯也尔和尤勒斯·法莱的会晤中，俾斯麦制定了赔款交付的具体日期，他还专门让这两个法国人去听听他的财政顾问对这事的看法。
法国人认为俾斯麦的条件有些奇怪，还有点复杂。梯也尔对俾斯麦说：“你本可以更加详尽地准备一下你要提的条件，你应该找个知名的金融专家帮帮你。我们就找过专家。阿方索·罗斯柴尔德先生现在在巴黎；我想你和我一样对他的经验和他的坦诚很赞赏。我要给他发一封电报，我想跟他谈谈，这样我就更有信心不会犯错了。”
俾斯麦没法拒绝这样的要求，但他显然因此很不高兴。他愤怒地说那些法国谈判者是在拖延时间，想方设法回避这些条件。他们（法国谈判者）的要求和借口让他的国王渐渐失去耐心。普鲁士的大政治家指出他生病了（他正遭受腰痛的折磨）。俾斯麦还说他已经快筋疲力尽了，他没力气再继续和那些显然什么也不想给他的法国人讨价还价了。在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假装生气。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然后突然对法国的谈判者们大声喊道：“是因为我乐于助人才不嫌你们麻烦；我们提出的条件是最后通牒——你们要么答应，要么就拒绝。我不想再跟你们讨论这些了。明天带一名翻译来——我今后都不说法语了。”俾斯麦后来那些热情洋溢的演说都是用德语的。
听到俾斯麦这一番让人难堪的话，梯也尔仍然面不改色，直到俾斯麦的怒火平息一些之后，他才开口说话。幸运的是，这时已经5点了，晚餐时间到了。俾斯麦邀请法国谈判者们一起用餐，却被拒绝了，而事实上梯也尔从早晨开始就没吃任何食物。
法国谈判者给阿方索发去电报，梯也尔和尤勒斯·法莱一直在等他亲自到谈判地来。阿方索在当天，即1871年2月25日晚上七点半就赶到了。梯也尔随即就把俾斯麦和德国人对于赔款的无理要求告知了他，当然梯也尔仍然对这些不平等条约非常抵触。这位银行家听罢，认为梯也尔很有理由不接受这些条约。
有件事让俾斯麦非常气愤，因为他认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本就是德国血统，然而却向着那两个法国人，好像把自己当成了法国人，而且罗斯柴尔德家族竟然屡次给他们制造麻烦。
当瘦瘦弱弱、个头不高的阿方索·罗斯柴尔德来到俾斯麦面前，并用法语跟他交流时，俾斯麦表现得非常不耐烦，甚至可以说他表现得有些粗鲁。相较之下，他对那两个法国谈判者倒是客气得多，这是为了让他们忘了之前他的失态。他觉得罗斯柴尔德一举一动简直就是梯也尔第二，这让他很是恼火。此外，他对眼前这位德国犹太裔的小个子处处表现得像个纯法国人，甚至不讲德语非常不满。
俾斯麦本想要尽快解决此事，可是阿方索那天晚上却故意不跟布莱谢尔德及亨克尔商讨此事，这让他很不高兴。阿方索声称梯也尔没把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一一告诉他，这样，停战条约直到第二天才签订。根据其中一条主要条约，欧洲所有的大货币交易商都要为这次的战争赔款担当保证人，同时，这笔赔款降到了50亿法郎。
当停战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关于俾斯麦那些疯狂条件的各种传闻在巴黎甚嚣尘上，例如说他要求法国割让好几个省份，并要法国赔付100亿法郎战争赔款。阿方索·罗斯柴尔德的哥哥古斯塔夫（Gustav）在詹姆斯去世后接任奥地利总领事，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黎遭受围攻，而且现在还在城里。维兹萨姆在2月中旬找到一个机会和他见面会谈，维兹萨姆说他联系上了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能从最准确的角度观察人和事。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主要和他探讨了巴黎的防卫者特罗舒将军的为人。
“他是一位可敬的人，”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说道，“但是他有些软弱，优柔寡断，态度暧昧；他默许了9月4日的事，而他本应该镇压帝国遗老们的起义，迫使欧仁妮皇后制止那些无能的帝国大臣和将军的反抗。本来在迫使帝国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后就要改变新政府的形式。9月4日，当时的巴黎行政长官特罗舒将军却没能好好利用这样绝好的机会。因受到贝利维耶（Belleville）胁迫，他就让一个毫无经验的律师去菲尔里斯和俾斯麦谈判停战条约，因而给这次的谈判带来了极恶劣的影响。那句不吉利的话，即‘不割让我们一寸领土，不拆除我们碉堡的一砖一瓦’就是特罗舒将军最先提出的，他想裁减法乌波根（Faubourgiens）地区的军队，同时他要用他那并不存在的非凡的战争部署来让他们高兴。无论何时有一点点麻烦的苗头，特罗舒将军就惶恐万分，对敌人手足无措。”
古斯塔夫相信，到了10月底，就是在巴黎第一次被占领的第六个星期，巴黎军备就能准备充足，并突出重围。而且他认为只要能有一位雄心勃勃的称职的将军带领法国军队，1870年9月2日的突击就能取得成功。
奥地利大使梅特涅亲王和英国大使里昂斯勋爵离开巴黎随同法国政府流亡。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认为他们的离去给巴黎造成了极其消极的影响，因为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相信，有这两位大使留在巴黎能对菲尔里斯的停战谈判起到积极的作用，能让遭受围攻的巴黎少些恐怖的气氛，甚至有可能制止轰炸。古斯塔夫同时还与维兹萨姆展望了未来，还探讨了可能的和平条约。
“此时此刻，”他说道，“便是奥地利和英国积极强烈干涉此事的时候了。如果中立国任随局势发展，他们将会为他们冷漠无视的态度付出惨重的代价。认为要赔那么多钱比割让领土更加严重是绝对错误的。这两者的联系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紧密。我不是指传言中的一百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其实法国根本不可能凑足这么大一笔钱。但是我要你们一定记住以下这点：如果事实证明普鲁士有这样的雅量，放弃让我们割让领土的要求，我们就能比较容易地筹集到他们要求的那一大笔战争赔款。但是，如果普鲁士仍然坚持让我们割让贝尔福（Belfort）至梅斯（Metz）及隆威（Longwy）沿线的领土，我认为就算他们愿意减少赔款的数额，我们也无力支付。
“如今已经遍体鳞伤、备受屈辱的法国只有一个念头，那便是报仇，也就是说战争。不过，如果普鲁士对法国还有一点点的仁慈，让她的国土依旧完整，那么她就会恢复原本强大的实力，她会把战争失利以及巨大的牺牲归罪于过去的帝王统治。那时候，她唯一渴望的便是永久的和平，为此，法国将会建立起一个坚强的政府以及一套稳固的经济管理体制。在欧洲，没有一个金融家不是真诚地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也没有一个人会重新考虑是否要借给法国政府那笔强加给她的战争赔款。法莱先生那些夸大其词的言论是荒谬的，无论是法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如果只是因为在一场战争中失利，就要割让领土，这是很羞耻的。同时，我们这些金融家们一定要好好考虑，我们不得不考虑到那些需要贷款人的优劣。贷款总是需要这样的深思熟虑。
“俾斯麦正蓄谋毁掉法国。可是，我并不相信这是他喜欢这么干，就像奥地利、俄国，还有英国，也没什么兴趣要把法国毁掉一样。我只是客观地说出事实而已。假使奥地利没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和平，那么就会让她不得不在绝境中挣扎，不得不面对永不停歇的战争，永远没有尽头的战斗，还有史无前例的残酷暴政。”
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还认为，在赛旦或菲尔里斯的和平之后，将可能更具毁灭性，因为长时间的反抗已经增长了这个国家的骨气，矫正了这个国家的歪风，也彻底打败了红党（Red Party）。古斯塔夫很是欣慰地表示，在民意调查中，波拿巴党（Bonapartist party）遭到惨败。
他说：“武装好了的战友们、富商们的牺牲精神和贵族们的勇气已经消除了巴黎重蹈六月革命覆辙的恐惧。每一天，我开着我那布鲁厄姆式汽车在贝利维耶（Belleville）和那些最臭名昭著的街区穿梭，那些老百姓从来没有冒犯过我，他们似乎已经忘掉了原先对贵族的仇恨。在这一点上，这场灾难给我们带来了好处。”
当维兹萨姆告知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他们家族的一位老朋友尚加尼耶（Changarnier）已经前往波尔多，他是要去那里疾呼：“国王万岁！亨利五世万岁！”一开始，这消息让古斯塔夫很惊讶。接着，他想到他的家族与波旁皇室良好的关系，他突然惊叫道：“要我说，尚加尼耶做得对；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
这并不是这段会谈中唯一有趣的事。一方面，这段谈话显示了罗斯柴尔德家族意欲在最后时刻继续积极的活动，他们要以法国的名义，继续和平洽谈；另一方面，从这段话中也不难发现罗斯柴尔德家族对帝王政权并不是那么依赖。没错，古斯塔夫的确是被巴黎百姓的脾性误导了；几个月后的公社起义便证明了他犯的错误。
同时，梯也尔、法莱，还有阿方索·罗斯柴尔德在凡尔赛进行和平磋商。他们以极其沉重的心情接受了俾斯麦关于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并支付战争赔款50亿法郎的条件。阿方索和其他一些银行家联合保障了赔款的赔付，并提供了保障城镇食物的资金，另外还捐助了巴黎数百万法郎。
其实，和迪斯雷利及其背后的莱昂内尔·罗斯柴尔德一样，英国政府在最后一刻也曾经急切地渴望，并且也尝试建议那笔战争赔款应经由仲裁后决定。可还是太晚了，没人注意到英国在最后一刻的努力。
腥风血雨的日子终于结束了
1871年2月26日，初步的凡尔赛和平协议签署。这场19世纪影响最大的战争结束了。
俾斯麦并没有否认这其实也是在报他跟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私仇。初步的凡尔赛和平协议签署后三天，梯也尔的副手阵营里，一个叫D·埃里松（D’Herisson）的人参加了凡尔赛举办的一个晚宴，晚宴上，俾斯麦故意跟他讲述了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那位吝啬管家的事。他顺带略微谈了谈他对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看法，他说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祖父对黑塞选侯很厚道，是“厚道的犹太人”，但是，对于数不清的贵族来讲，却是“吝啬的犹太人”。
3月11日，威廉国王和德国将军团队离开凡尔赛。不过，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对巴黎造成的影响仍然在持续。古斯塔夫·罗斯柴尔德低估了人民的仇恨。和平谈判前以及谈判时，巴黎就爆发了骚乱，这场骚乱正是针对国家新政权的。3月18日，巴黎公社起义全面爆发。政府认为最好暂时离开首都，撤退到凡尔赛，国家的议会不久前转移到那儿。因为要共同磋商控制国内金融状况的问题，阿方索·罗斯柴尔德与梯也尔多有接触，前者跟随政府一同离开了首都巴黎。而凡尔赛已经是人满为患了，他不得已住在水库宾馆的一个房间里，这家宾馆是用一些帘子改装成公寓的。
在那儿，阿方索生活在对巴黎公社起义的恐惧中。此时的巴黎，罗斯柴尔德宫殿就矗立在皮埃尔家族房屋旁边，宫殿外的障碍物附近，许许多多与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正在进行着。非常奇怪的是，那里的抢劫随时都在发生，连图勒瑞斯都被放火烧了，但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房屋以及他们的财产却几乎没有任何损失。
最后，在5月底，政府军以积极的行动成功镇压了这次起义，恢复了巴黎的正常秩序。政府的各个部门，各式各样的逃亡者，包括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内又重返巴黎，他们还得继续开展关于和平条约的各项工作。
在整个谈判的过程中，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意见被广泛参考，尤其是当政府决定将分期支付战争赔款的时候。梯也尔和法莱在众多的银行家中选择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他们一同进行和平谈判，因为他们知道罗斯柴尔德家族巴黎分部和其他所有的法国银行家一样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在他们背后还有他们遍布欧洲其他国家首都的外甥们的支持，特别是伦敦和法兰克福能给予他们很大的帮助。从莱昂内尔有能力攀登上这样非凡的地位就能看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和他与迪斯雷利的交情有关，因为后者曾长时间担任财政部大臣，并在1868年被任命为首相，莱昂内尔在资金方面的援助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必然是最有价值的了。
莱昂内尔也没有辜负法国对他热忱的期望；他开始领航一个英国银行家的联合团体，该团体旨在稳定汇率，同时协助法国偿还战争赔款。
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英法两个分部在这次的贷款运作中也发挥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设法让法国比预想的提前两年就还清所有的战争赔款。也正是因为这样，保证了法国被德国人侵占的领土提早收复了。
因为这些贡献，法国新政权，也就是全新的共和体政府对罗斯柴尔德家族很是感激。罗斯柴尔德家族对拿破仑三世政权的没落毫不伤感，现在，波旁王朝统治下的那些好日子似乎不复存在，但是他们认为没什么理由阻止他们和共和体政府友好地相处。
巴黎罗斯柴尔德家族崛起于1870至1871年的战争动**，他们那时显示出了对法国的热爱之情。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在法国的地位和财富，在新的形势下，也就是新的第三共和国的体制下，他们仍然发挥着即使不是决定性的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在政治还是金融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