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槁,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1?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2,食奉养,役使掌故,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3?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纪言书事,独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4。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5。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6”者决必沉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7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为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8”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1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以为随便用史馆修撰这个职务作为你韩退之荣誉头衔的呢?

2近密地:接近机密的地方。

3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这和做史官而不履行职责,只是取得荣誉的称号、有利的俸禄有什么不一样呢?

4赤:诛灭无余。

5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 班固因为不管束下人而死于狱中,崔浩因为修史,自以为正直,暴露北魏主拓跋氏先祖丑事而被灭族。

6磊磊轩天地:卓越非凡、顶天立地。

7忍恣:能够容忍而任其放纵恣肆。

8行且谋:说先干着,再考虑考虑。

柳宗元这一篇文章主要是针对韩愈的,韩愈在元和八年六月担任史馆修撰一职,不久,他给刘秀才信中说“为史者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以“行且谋引去”为借口不肯修史。柳宗元看后“以为不然”,一针见血地指出韩愈不修史的根本原因在于不正直,不能守“中庸”之道,实为维护自己既得地位进行辩解。单看文章形式,至少《与韩愈论史官书》,可说文采胜于韩愈的《答刘秀才论史书》。韩书吞吞吐吐,欲言又止,非细绎篇中借古说今的讽谕矛盾,就难以明白个中真意。柳书则不然,有话直说,对韩书的每一论点, 都明白驳斥,行文的逻辑助长了立论的气势,令读者不由得对他的文章表示欣赏。问题在于, 韩柳辩论的焦点,知其为是如何做史官,而非比赛做文章。自从东汉明帝将“国史”等同于官史,到唐太宗完善史馆体制,“国史”必由官修,而史官必须仰承权力者的鼻息,无论德才学识是否称职,但能将历史制造得适合当前政治“以古为鉴”的主观需要,便是高明的奴才, 必得君主僭主或执政的褒奖。韩愈深明此道,所以晋职史官,可能被命为“判馆事”的首席史官,反而感到陷入权力角逐的漩涡, 深感恐惧,不料遭到柳宗元的批判。柳宗元熟悉韩文,知道韩愈喜欢说名应符实。于是向弱点进攻,指出史官不过“以名为褒贬”,而韩愈对正名也感到恐惧,那末真要监督人事或者决定人事, 就是说必须循名责实或重视实至名归,他若洋洋得意,心安吗?批判是严厉的。但假设是假设,韩愈还没有“扬扬入台府”,而是终身都没有享受在御史台和政事堂“美食安坐”的荣耀,虽然前面那些假设都是韩愈一生梦寐以求的。

【答刘禹锡天论书】

宗元白:发1书得《天论》三篇,以仆所为《天说》为未究,欲毕其言。始得之,大喜,谓有以开明吾志虑。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天说》传疏2耳,无异道焉。谆谆3佐吾言,而曰有以异,不识何以为异也。

子之所以为异者,岂不以赞天之能生植也欤?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赞而显。且子以天之生植也,为天耶?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为为人4,则吾愈不识也。若果以为自生而植,则彼自生而植耳,何以异夫果蓏之自为果蓏,痈痔5之自为痈痔,草木之自为草木耶?是非为虫谋明矣6,犹天之不谋乎人也。彼不我谋,而我何为务胜之耶7?子所谓交胜8者,若天恒为恶,人恒为善,人胜天则善者行。是又过9德乎人,过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余则曰: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10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究之11矣。凡子之辞,枝叶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

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胜焉,一曰人胜焉,何哉?莽苍之先者12,力胜也;邑郛13之先者,智胜也。虞、芮14,力穷也,匡、宋15,智穷也。是非存亡,皆未见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说,要以乱为天理、理为人理耶?谬矣。若操舟之言人与天者,愚民恒说16耳。幽、厉之云为上帝者,无所归怨之辞尔,皆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17,无羡言侈论,以益其枝叶,姑务本之为得,不亦裕乎18?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1发:打开、拆开。

2传疏:注释所用的体裁。

3谆谆:谨慎的样子。

4为人:为了人。

5痈痔:疮病。

6是非为虫谋明矣:不是为了虫类打算的。

7彼不我谋,而我何为务胜之耶:它不为我打算,我为什么一定要胜过它呢?

8交胜:相互胜利。

9过:过于。

10二之:各管各的。

11究之:从最根本的来说。

12莽苍之先者:大自然占先。

13郛:外城。

14虞、芮:

15匡、宋:

16恒说:常说。

17熟之:好好思量。

18姑务本之为得,不亦裕乎:从根本上着手,就会很裕如。

柳宗元这一篇文章是针对刘禹锡在贬所看到柳宗元的《天说》后,认为还没有完全阐明天人关系的问题,于是就作《天论》三篇,以补柳文之不足。这可以从其自述看出:“余友河东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这说明刘禹锡是同意柳宗元观点的,但又觉得柳尚未“尽天人之际”,还需要更详尽的补充和发挥。在《天论》上,他就从如何对天进行定性开始讨论,说有一部分人坚持把天看成是有“昭昭”之明的神明,所以就认为天与人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于是就有福善祸罪之说,把天也看成了万物的主宰,这就是流行的“阴骘之说”。另有一部分人坚持天是“冥冥”的太空,所以就认为天与人实相异,天没有赏善罚恶的意志,不能干预和主宰人事,这就是“自然之说”。按照刘禹锡的思路,根据我掌握的“任人而已”的本子,自然得出的结论是:处乎治世“人道明”,是非分明,“咸知其所自”,知道社会的人事是由人掌握的,德与怨都没有天意,从而排除了“天命”;相反,处在乱世“人道昧”,“法大驰”,是非颠倒,人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把人事“归乎天”了。柳宗元继采用“归谬法”,驳倒刘文“天人交胜”的观点。支持刘文“天人交胜”观点的根据是“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即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刘文还有用旅者作比的论据,柳宗元一语中的,强有力者或圣贤者皆人也,二者的确有力与智不同之别,但强力者饮泉休木不是天胜人,圣贤美食华屋也非人胜天。柳宗元最后肯定刘禹锡“无形为无常形”的观点,即承认物质不灭,又处于运动之中。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1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2,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3。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僇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4,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5。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尨6,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7,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8也。余勇不自制9,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10,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11,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如其知我者果谁欤?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后之来者,则吾未之见,其可忽耶?故思欲尽其瑕颣,以别白中正12。度13成吾书者,非化光而谁?辄令往一通,惟少留视役虑以卒相之也14。

往时致用15作《孟子评》,有韦词者16告余曰:“吾以致用书示路子,路子曰:‘善则善矣,然昔人为书者,岂若是摭17前人耶’?”韦子贤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余为是书,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犹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众,则余之望乎世也愈狭矣!卒如之何?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18。于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厉乎外,想不思而得也19。宗元白。

1大中:遵循大中之道。

2苛峭刻核:苛刻严峻。

3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经过不断地受到熏陶和磨练,差不多掌握了道的真谛。

4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政治主张没有机会去实行了,只得摘引前人的言论。

5以志乎中之所得焉:记下心得。

6病其文胜而言尨:不满意它的文词华丽而内容庞杂。

7伏膺呻吟者:佩服和攻读的人。

8翳:被掩盖蒙蔽。

9勇不自制:不能自抑。

10辄乃黜其不臧:驳斥《国语》中的错误观点。

11累日怏怏然不喜:连日闷闷不乐。

12尽其瑕颣,以别白中正:要尽量找出这书的缺点,来辨明真理。

13度:估计,揣度。

14辄令往一通,惟少留视役虑以卒相之也:即请批评指正的意思。

15致用:李致用。

16韦词者:有个叫韦词的人。

17摭:挑剔。

18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虽经过了千秋百代,也决不悔恨和惭愧。

19激乎中必厉乎外,想不思而得也:由于内心很激动,说出来的话必然也很激烈,这种心情,想不用思考就可以理解的。

柳宗元这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国语》,据说是在鲁国担任史官一职的左丘明所作的,这本书记载了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个国家的史事,其中表达了很多我们现在甚至柳宗元当时的人都不能理解的关于天命鬼神之类的思想。而《非国语》则是柳宗元针对《国语》中的一些观点,而创作于永州的一部阐述了柳宗元重要的思想特征的著作,这本书总共有六十七篇,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音乐、礼仪等诸多方面,主要是劝谕统治者不要去迷信上天,而应该对政治进行革新,主要是强调要发挥人治的作用。这篇文章在写作上,柳宗元说过“参之太史公以着其洁”,竭力提倡为文要峻洁。而内容则是剪裁精当,逻辑性强,针贬时弊,见解独到,语音亲切、生动,不拖泥带水,不模棱两可,而是显豁明朗。比如作者说,他以前曾读《国语》,很不满意它的文词华丽而内容庞杂,而那些学习的人因它有文采都很爱好,佩服和攻读的人,甚至把它比作《诗》、《书》、《易》、《礼》、《乐》、《春秋》等六部儒家经典。既沉迷它的文采,就一定会相信它的内容,这样圣人的大中之道就被掩盖蒙蔽了。作者不能自抑,宁愿受后世的讥笑和指责,起来驳斥《国语》中的谬论,纠正世人的错误看法,共写了六十七篇,叫作《非国语》。最后进一步表明心志,希望得到帮助理解。在信中借李致用写《孟子评》遭人误解一事,担心自己的著作遭到同样的命运,但明确表示,只要能够阐明正确的道理,即使长时间被后人讪笑辱骂,也毫不感到惭愧和遗憾,表明了虽然革新失败,自己横遭贬斥,却仍然有坚持真理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