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乌雅氏再接再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又生了皇七女，这个小女孩更是短命，三个月不到便早疡了。不过，乌雅氏这几年大概颇受康熙的宠爱，她的生育能力也是超级的强，在次年（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乌雅氏又生下皇九女，这个女儿得以顺利的成长，在康熙二十一个女儿中（含养女一名，即大公主，具体情况见本节补记）被称为“五公主”（后嫁佟国维之孙舜安颜）。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四月的时候，乌雅氏生下皇十二女，这也是她的第三个女儿，通常称为“七公主”，可惜这个小公主也只活了十二岁。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初九，乌雅氏生下她最后一个孩子，这就是十四阿哥胤禵。
在当时看来，乌雅氏的确是个“英雄”妈妈，她总共为康熙生了三子三女，在康熙的后妃里面并列第一。当时能和乌雅氏比拼的只有三阿哥胤祉的母亲荣妃马佳氏，她为康熙生了五子一女，但只有“二公主”和最小的胤祉活了下来，其他都不幸早疡了。而乌雅氏的六个子女中，除了皇七女早疡、六阿哥胤祚六岁夭折和七公主十二岁夭折外，四阿哥胤禛、五公主和十四阿哥胤禵都顺利长大成人。
胤禛出世的时候，乌雅氏还不能亲自抚养自己的儿子，因为清宫规定，只有嫔以上的后宫主位（包括嫔这个级别在内）才有资格抚养皇子。由此，胤禛从小便和乌雅氏分开而居，由皇贵妃佟佳氏抚养到她病逝为止（当时胤禛十一岁）。尽管胤禛和生母乌雅氏有请安或祝寿等固定的见面时间，但在宫中的森严制度下，母子间似乎既无法亲近，也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沟通。正如雍正自己所说，“生恩不及养恩大”，或许在当时胤禛的眼中，养母佟佳氏才是一个慈爱的母亲。由此，雍正和亲生母亲乌雅氏的感情不如养母佟佳氏，这也就很自然了。雍正即位后，对养母佟佳氏家族的封赏也是远胜于生母乌雅氏一家，这大概也是雍正一直想报答佟佳氏的缘故罢。
从乌雅氏这边来看，她除了不能时刻接触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外，由于胤禛养母的地位尊贵，而她自己地位的卑下，这可能也构成了她对胤禛感情的障碍和隔阂。或许，胤禛也曾因为他是皇贵妃（当时的宫中之首）抚养而在无意间流露出骄傲的神态，这自然会让乌雅氏感到不自在而伤心难过。久而久之，母子关系自然互生隔阂，陷于关系淡漠的尴尬境地。
由于幼年时期缺乏生母的母爱关怀，成年后的胤禛对乌雅氏可能大都浮于礼节性的尊重。这种关系，可能既陌生，又熟悉；既频繁，又冷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种被制度戕害而蒙上了阴影的母子关系，既悲哀又伤感。
从母子的性格来说，乌雅氏和胤禛倒是颇有相像的地方，就连一胞所生的十四阿哥胤禵，也都是十分的倔强而情绪化。康熙说小时候的胤禛“喜怒不定”，这种容易情绪化的性格估计也是来于乌雅氏的遗传。胤禛和胤禵两兄弟本都是性情中人，胤禵可以为保八阿哥胤禩而顶撞盛怒之下的康熙，胤禛虽然在争夺储位的时候韬光养晦，但他即位后性格凸显，写的很多批示也是爽快淋漓，令人拍案叫绝。（有日本学者称雍正的朱批谕旨为天下第一痛快书，诚然，没有那个皇帝像雍正那样批折子的）
乌雅氏也是如此，一样的执拗，一样的感情用事。本来雍正做了皇帝，作为母亲的乌雅氏应当高兴才是，但这皇太后的所作所为实在是让人费解。雍正即位后，乌雅氏说自己不愿接受“天子以四海奉养圣母一人”的威福，居然要以死相殉，随大行皇帝康熙而去。这，实在是太不给雍正面子了。
据雍正自己说，“皇父驾崩之时，母后哀痛欲绝，决心随皇父殉葬，不饮不食。朕叩头痛哭，上奏母后说：‘皇考以大事托付给我，今母亲执意以死相殉，那儿臣更有何依赖？将何以对天下臣民？那我也只好以身相从了。’经过再三的哀求，母后才放弃寻死的念头，勉强进食。自此以后，朕每晚都要亲自到昭仁殿去详细询问值班太监，得知母后一夜安睡后，才放心的回到守灵的地方。”
如此看来，乌雅氏的做法不仅绝情，简直就是添乱。雍正也是被她逼得没有办法，最后只能说，“没办法，你死我也死，省得我蒙受不孝之名，没脸去见天下臣民”。一个要以死相殉，另一个以死相逼，最后乌雅氏只好妥协，放弃了自杀的念头。这对母子的关系也未免滑稽。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二十日，本是雍正登基的喜庆日子，乌雅氏却又弄出不和谐音。按照惯例，皇帝登基前，应先到皇太后处行礼，礼部官员按照雍正的旨意，提前一天将登基的程序启奏皇太后，乌雅氏却说，“皇帝诞膺大位，理应受贺。与我行礼，有何紧要，概免行礼！”乌雅氏的意思似乎是肚子里有气，说自己与新皇帝雍正登基没有关系，不肯接受行礼，这弄得雍正精心准备的登基大典差点泡汤，实在是大煞风景。
有上一次事情的教训，雍正知道母亲乌雅氏的脾气的确是不好对付。于是，雍正便派礼部、内务府总管等官员，加上和允禵关系不错的允禩，大家一起去劝说皇太后受礼。但是，乌雅氏也真是执拗得可以，这么多人劝她都不听，“览过仍不受”。雍正被弄得焦头烂额，万般无奈之下，只得自己亲自出马，再三恳求，乌雅氏这才不情不愿的说“诸大臣等既援引先帝所行大礼恳切求情，我亦无可如何。”
好一个“无可奈何”！听乌雅氏的意思，好像是看在先帝的先例份上才答应群臣的请求。这词用的，绝了。
按照惯例，雍正得给乌雅氏上皇太后的尊号。当时，内阁翰林院也已将“仁寿”皇太后的尊号拟好，皇太后的表文、册文，还有金册、金宝，这些证明文件和仪仗程序的各项准备事宜也都弄好了，钦天监也挑了个黄道吉日，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偏偏乌雅氏就是不同意。
乌雅氏说，“梓宫大事正在举行，凄切哀衷，何暇他及。但愿予子体先帝之心，永保令名。诸王大臣永体先帝之心，各抒忠悃，则兆民胥赖，海宇蒙休。予躬大有光荣，胜于受尊号远矣。”乌雅氏以康熙的葬礼未完成为借口，既不接受皇太后的尊号，也不肯从居住多年的永和宫搬出（皇太后得住宁寿宫）。看来，乌雅氏对那些破落制度是要顽抗到底了。
这下，雍正是被弄得头皮发麻，本来他当上这个皇帝就有点不明不白，所以他才在这种仪式上要做得循规蹈矩，尽量完美，免得天下人说他的闲话，谁料得生母乌雅氏却和自己处处不配合，这真是让雍正这个做儿子的心里憋气，却又无可奈何。
没办法，雍正只好又硬着头皮，亲自去“诚敬谆切叩请再三”，但这次，乌雅氏却死活不听，她再次来了个“诸王大臣援引旧典，恳切陈辞，皇帝屡次叩请，予亦无可如何。知道了。”
“知道了”，这是中国的权术史上是一个极为经典的词。什么叫“知道了”？当然不是光“晓得了”那么简单。“知道了”隐含的意思可就太多了，也许是表示未置可否；也许是表示不同意；也许是让请示人看着办，若办好了，说明属下聪明伶俐；若万一办不好，领导也可以推掉自己的责任；总而言之，领导总是能从“知道了”这里把握先机。
乌雅氏的“知道了”，不过是缓兵之计，用这词给勉强搪塞过去，实际上就是不愿意受封号，也不想搬到皇太后该住的宁寿宫去。牛不喝水强按头，乌雅氏就这倔脾气，她是皇帝的生母，雍正能拿她怎么办？没办法，这事也只好拖了下来。
没多久，在雍正元年（1733年）的三月，正好到了雍正登基后乌雅氏的第一个生日。按理，这皇太后的生日得有个仪式叫“圣寿节”，以表示皇帝孝敬母亲，以“仁孝治天下”。礼部官员也拟安排雍正带领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集体去给皇太后庆寿，不料乌雅氏还是不给面子，“奉懿旨，免行礼。”雍正本想利用再这个机会改善和生母的关系，让母亲接受封号，并移居宁寿宫，但乌雅氏似乎早有所料，未及雍正开口便将之拒于门外。
乌雅氏这些举动，似乎是太不近人情了，这到底又是为什么呢？
这事恐怕还得从十四阿哥允禵说起。允禵是乌雅氏最小的儿子，父母疼爱小儿子，甚至对小儿子偏心，似乎也是人之常情。天下的父母，总认为自己对待子女是公正的，所做的一切也是不偏不倚、非常有道理的，但问题就在于，世界上就没有不偏心的父母。感情这东西，根本就不可能做到一碗水端平。
乌雅氏本该是幸福的，她的两个儿子都很有出息，其中必有一个做皇上，但问题偏就出在她认为该做皇上的，却没做上，而她又偏爱这个落败的孩子。允禵从西北回来后，雍正一开始便给了允禵一个下马威，将他的王爵革去，只保留了最初的贝子身份。这做母亲的看着两个孩子，一个天下一个地下，一个不让一个不服，做哥哥的如此露骨的欺负弟弟，心里怎能不伤心难过？偏偏这三人还都一个脾气，就是死不认输，谁也不肯妥协，结果矛盾越陷越深，几至于无法挣脱。这雍正越打击允禵，乌雅氏便越不配合雍正的工作，两人几乎陷于冷战状态。
也有人猜疑说，乌雅氏本就偏爱小儿子，而且康熙晚年的时候，小儿子的呼声很高，但最终的结果却是小儿子的皇位被大儿子篡位夺去，乌雅氏的失望是可想而知的。本来可以名正言顺、堂堂正正做皇太后，如今却成了“篡位贼子”封的伪太后，这怎能不让她气恼？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二十七日，雍正在即位后第一次出北京城，这也是他做上皇帝后仅有的几次出城之一。他这次要带着王公大臣，还有皇太后及后宫的妃嫔，亲送康熙的梓宫到遵化东陵。这次送葬活动人员众多，规模浩大，所幸中间没出什么大的乱子。
本来送葬的事情进行得挺好，不料就在行礼完后，送葬队伍准备返回北京的时候，雍正却做了一项重大而无情的决定，那就是将允禵留在遵化守陵。这等于就是将允禵软禁于此了。不仅如此，雍正还拿允禵府上的人向雅图和护卫孙泰、苏伯、常明等人开刀，将他们施以枷示。随后，在允禵被软禁在遵化的时候，雍正又借口有人在奏折里将大将军与皇上并写，将允禵贝子的禄米革去，以儆示尤。就这事而言，允禵并没有任何过错，雍正明摆着就是在有意整允禵了。
雍正这么欺负弟弟，做母亲的当然看不下去。就在允禵革去禄米的第十天，乌雅氏便突然犯病。根据《清世宗实录》的记载，乌雅氏在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二十三日末刻（下午一点到三点的时候）发病，第二天丑刻（凌晨一点到三点的样子）便去世了。乌雅氏从发病到死亡，中间不过短短的十几个小时，显系暴卒，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不得不让人猜疑了。
《大义觉迷录》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民间的传闻：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皇太后乌雅氏居住的永和宫里突然传来吵闹声。原来，雍正听说皇太后生了病，急忙赶来看望，不料还没说上两句话，两人便争吵了起来。外面的宫女和太监们战战兢兢，都不敢进去。只听到皇太后在里面大骂：“你为何对你弟弟如此绝情！他到底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你要如此害他？你到底还想要怎样？是不是把我们母子都整死了，你就高兴了？”雍正跪在地上磕头说：“儿臣不敢，儿臣决无此心！”皇太后说：“那好，我现在就要见允禵，你把他放回来！”雍正说：“先帝的陵墓需要有人看守，允禵心高气傲，经常犯错，让他在那里好好闭门思过也好。”皇太后气极而笑道：“好，好！你是铁了心要把他关死在那里了！你不要以为自己得了这皇上就可以任意妄为，这天下人的眼睛可是雪亮的，人心里头有杆秤的，到时你就不怕后人戳你的脊梁骨？”
雍正似乎也被激怒了，里面传来茶杯摔碎的声音。不一会，宫中突然出“砰”的一声，似乎什么东西撞在了柱上，随后便归于沉寂。雍正走了出来，脸色阴沉，喝道：“皇太后病危，还不快传御医！？”
但此刻为时已晚，第二天宫中便传出皇太后归天的噩耗。当然，永和宫的柱上是没有血的。
到底皇太后是不是撞柱而死，这已经无从考证，但从乌雅氏的身体而言，不到一天便宣告死亡，不免出乎人的意外。据说乌雅氏原本是有气管炎和哮喘之类疾病的，加上康熙的驾崩对她可能打击很大，但是，这可能都不是最主要的。乌雅氏身体状况的恶化，恐怕还是因为胤禛和允禵这两兄弟间的倾轧所导致，特别是雍正对小儿子的不公正待遇，怎不让乌雅氏这个做母亲的伤心欲绝，肝肠寸断？
虽然民间传闻中的“逼母”一说未必成立，但乌雅氏的死，要说和雍正一点关系没有，那也说不过去。由于史料的缺乏，无法知道乌雅氏在允禵被囚后是什么态度，但断然不会是漠不关心，不闻不问。也许就在那个晚上，乌雅氏爆发了，她可能严厉的责备了雍正，也可能声泪俱下的替允禵求情，求雍正放他回来，让她见上一面，可惜她的愿望终究没能实现。
据官方记载，雍正闻知皇太后病重后，急忙赶到永和宫，昼夜侍奉汤药。也就在当天，雍正派侍卫吴喜和朱兰太去遵化景陵将允禵召回。但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时负责看管允禵的副将李如柏在放走允禵后，心里觉得后怕，生怕是有人矫诏阴谋造反，便又派人以“旨意未明，又无印信”的理由追回了允禵，并将雍正派去的侍卫扣押，然后自己亲自向雍正请旨，问是否要放允禵回京？等到李如柏得知确属雍正的旨意后，这才将允禵放回北京，但此时已经是二十三日的白天了，乌雅氏早在当天的凌晨崩逝，享年六十四岁。
晚了，一切都已经晚了。允禵回到皇宫，见到的只是自己母亲冰冷苍凉的梓宫。不过，李如柏却从中受益了，后来他被赏赐了一千两白银，并被升为总兵官。
乌雅氏死后，雍正也不必再去恳请皇太后接受尊号，也不必再让皇太后从永和宫搬到宁寿宫去住了。但颇为奇怪的是，雍正在乌雅氏死后，却先将她的梓宫移到宁寿宫，停灵三天后才运到帝后停灵的寿皇殿。这其中的含义，实在让人捉摸不透。难道雍正不知道这样做是违背母亲遗愿的？
允禵在雍正的注视下，于母亲的灵柩之前痛哭失声。哭奠完毕后，这两个同胞兄弟依旧是面无表情，谁也不看谁。在一片漠然的空气中，雍正走到皇太后的梓宫前，从袖里掏出一道谕旨，缓缓念道：“贝子允禵无知狂悖，气傲心高，朕惟欲慰我皇妣皇太后之心，晋封允禵为郡王。伊从此若知改悔，朕自迭沛恩泽；若怙恶不悛，则国法俱在，朕不得不治其罪。”
当年九月初一，乌雅氏的梓宫随同康熙的梓宫入葬景陵地宫，而允禵被重新送回遵化守陵。
也就半年的时间，雍正和允禵便失去了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但失去的还不仅仅如此。与此同时，雍正失去了自己的同胞弟弟，允禵也不再有雍正这个同胞哥哥。他们已经是势如水火的敌人和对手。乌雅氏活着的时候尚不能化解这段恩仇，何况是死了呢？
宫闱相斗，骨肉相残，这在帝王之家已经是屡见不鲜了，雍正在《大义觉迷录》里说：“朕曾奏请皇太后召见允禵，太后谕云：我只知皇帝是我亲子，允祯（即允禵）不过与众阿哥一般耳，未有与我分外更亲处也。不允。朕又请可令允祯同诸兄弟入见否？太后方谕允。诸兄弟同允祯进见时，皇太后并未向允祯分外一语也。”
这段话太可疑，这不符合乌雅氏的性格。雍正和允禵都是乌雅氏的亲生儿子，哪有不批准允禵一人来见，却让其他皇子一起来见的？而且见面后有意不和允禵多说话，这未免也太造作了。除非，乌雅氏心里清楚雍正对胤禵已经是恨之入骨，欲去之而后快，这才在召见皇子的问题上有意而为之，目的就是防止雍正猜忌，进而保护自己的这个小儿子。
权杖狰狞血犹在，无情最是帝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何尝不是一种更大的悲哀？
补记：康熙总共有二十一个女儿，其中亲生女儿二十个，另还有养女一名。养女就是通常说的大公主，其生父是康熙的弟弟恭亲王常宁。之所以将大公主收入宫中，一来是清朝皇帝有收养兄弟女儿的习惯，二来也是因为当时康熙的前五个子女都告夭亡，无一成活，为了让皇宫里人丁旺盛一点，康熙十年（1671年）的时候，大公主便被收入宫中。康熙的这二十一个女儿中，只有九人成年并顺利出嫁，其中有七人嫁到蒙古（满蒙联姻），两人嫁给汉军旗人。
五、雍正为何被泼污水：犯的不是“民怨”是“官怒”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
雍正皇帝爱新觉罗·胤祯，清圣祖康熙皇帝第四个儿子，大清王朝入关后的第三任统治者。雍正夹在功业显赫的康熙和乾隆之间，一般都认为他只是承先启后的过渡皇帝，但我个人认为其在康乾盛世中处于不可或缺的位置。历史选择了他，他也交给了历史一份满意的答卷。日本史学研究者佐伯治曾评价雍正皇帝说：“康熙宽大、乾隆疏阔，若无雍正整饬，满清恐早衰亡。”
雍正在位十三年，对清廷机构和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耗羡银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军机处，创立秘密建储制等。正是他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这样一位励精图治、致力于富国强民的皇帝，应该担得上“好人”的评语。
可就是这样一个“好人”，却只得到一世恶名，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民间传说，最集中的是他“改诏夺位”、“骨肉相残”、“不得善终”三大恶名。从登上皇位，就传闻不断，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民间流传关于雍正的死因有很多，有说是被吕四娘（吕留良遗孤）谋刺死的；有说被宫女缢死的；有说服丹药中毒而死或中风而亡；更有甚者说其是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众说纷纭的死因，其实正反映出雍正登基后面临的现状。
可一个公认的事实却是：雍正是封建王朝中最为勤政的皇帝之一，在位13年国库从接手时的所剩无几到卸任时的国富民强，老百姓的安居乐业（雍正在位期间没有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极力整治吏治建立了健全的领导和监督体制。以后人的眼光来看，愚以为雍正的“恶名”正是来于自己的功绩。
雍正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欠，也因此得了贪财的恶名。
在康熙统治期间，解决了长达八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又出征蒙藏平定准噶尔部蒙古贵族分裂势力的动乱，这一通仗打下来得需要多少银子？清朝经济面临着崩溃的危险：一方面叛乱此起彼伏，剿而不灭，用去大部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朝廷内贪污成风，大小官员多以“借款”为由，私自动用国库银两竟高达上千万之巨！借了钱，又不还回来，这就造成了国库的“亏空”。国库里没有银子，就得增加赋税向老百姓要，要到后来康熙都觉得老百姓太苦了，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旨“永不加赋”。国库只存银七八百万两，而又不能“加赋”，这就是雍正接手时的财政现状。
如果说，打江山要靠枪杆子，那么，治江山就得抓钱袋子，所以亏空不能不补。雍正为了维持大清帝国的运转，把眼睛盯在了“亏空”上，要把官员们欠国家的钱收回来。雍正决定从整顿吏制开始，钱粮亏空主要出在官吏贪污上。雍正说：“历年户部库银亏空数百万两，朕在藩邸，知之甚悉。”又说，“近日道府州县亏空钱粮者正复不少”，“藩库钱粮亏空，近来或多至数十万”。于是雍正下第一个法令，就是下达全面清查积空钱粮，要求各地严格执行，并责令所有亏空三年内全部补齐，不许派于民间。康熙皇帝去世刚好一个月时，雍正便下令全面清查亏空钱粮。雍正不顾其父“尸骨未寒”，就要对康熙留下的积弊大动干戈，可见事情之紧迫。
在清欠执行上，雍正的做法很值得称道。
雍正从中央直属机关内选派钦差大臣，同时又从各地抽调一大批候补州县随行。这个人选搭配很有意思。首先钦差大臣与地方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而且就在皇帝身边，肯定对雍正清欠的决心和信心十分了解，即便是有些孝敬及往来，在这事关自己脑袋的问题上，他不会冒那么大的风险给别人担事。而同时又有一批候选官员随行，对钦差大臣本身就是一种监督。要知道雍正给出的政策是：查出一个贪官污吏，立即就地免职，从调查团里选一个同级官员接任。这些候补们，眼睛都望穿了，好不容易盼到这么一个出头的机会，因此眼睛现在都泛着蓝光，死盯着钦差大臣和受查官员，谁“和稀泥”谁就是动了他的“顶戴”，这样就避免了官官相护。同时，在古代官场有一个循环：上一任亏空，继任者填补，离任的时候再亏空给下一任，所以亏空总是补不上。可这回继任者就是来查账的，还不趁机把前任的亏空账抹平？再者，如果他查不出亏空也就没有自己的继任。因此，从哪方面讲，去查账的人都会“光膀子卖力气”地彻查到底。
雍正这一出手，动静可真不小，雍正用两计“杀威棒”彻底粉碎了下面官员“走过场”的希望。首先查处主管财政的户部有亏空，而且亏空达二百五十万两，雍正责令户部历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官吏共同赔偿。另外雍正自己的十二弟履郡王曾做过内务府主管，结果内务府也有亏空。当时全国上下都看着这件事情，如果这笔钱追不回来，那清欠将就此不了了之。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雍正向这位十二弟下了手，最后为了还钱履郡王只好将家中器物当街变卖。虽然履郡王此举有给雍正难堪的意思，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要把钱还了，皇上至亲尚且如此，还有哪个官员能够赖账。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刻薄的恶名。
从履郡王的事件中，雍正看到了一个问题：官员亏空国库不是一时亏空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债一时还清有困难。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雍正采纳了通政司官员钱以垲的建议：抄家。亏空官员一经查出，将其家产查封，家人监控，追索已变卖的财物，杜绝其转移藏匿赃银的可能。赃官们的罪一经核实，就把他的家底抄个干净，连他们的亲戚、子弟的家也不放过。雍正下令：“丝毫看不得往日情面、众从请托，务必严加议处。追到水尽山穷处，毕竟叫他子孙做个穷人，方符朕意。”此令一下，全国一片抄家声，雍正也得了个“抄家皇帝”的封号，甚至连牌桌上都有了一种新打法：抄家和。
雍正四年，广东道员李滨、福建道员陶范，均因亏空案而畏罪自杀。想一死了之？没那么容易！雍正指出：“官职家财既不能保，不若以一死抵赖，留赀财产子孙之计。”跑了和尚跑不了庙，雍正下令，找他们的子弟、家人算账！与此相同，广东巡抚杨文干、闽浙总督高其倬、福建巡抚毛文铨等，雍正都对犯官“嫡亲子弟并家人等”严加审讯，最终“所有赃款着落追赔”。个中详情，《红楼梦》背景中的江宁织造曹家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这才有后来雍正被曹雪芹和竺香玉合谋毒死之说。在一场暴风骤雨般的专项整治中，亏空没了，国库也殷实了，但雍正也因此落了个好杀的恶名。
在解决了“眼前这点事”的同时，雍正于1723年成立了独立的核查审计机关“会考府”，这为后来的整治吏治、反腐惩奸做好了准备。同时暗中安插密探，四处巡访，即使是巷尾街头的民间琐事，他都能马上知道。满朝文武官员都担心祸及自身，为人处事都格外小心谨慎。另外雍正还建立密折专奏制度，奏折由一种专用的特制皮匣传递。皮匣的钥匙备有两份，一把交给奏折人，一把由皇帝亲自掌握，任何人都不得开启，也不敢开启，具有高度的私密性，故称“密折”。这一下官员之间互相监督，并可直达圣听，官员们更是如履薄冰。吏治由此得以清明，但雍正因此落下个怀疑诛忠的恶名，甚至民间流传出雍正亲自设计的杀人工具--血滴子的传说。
在这之后雍正又实行了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等政策。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绅地主。耗羡归公，更是把以前各级官员的以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为由，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的“小金库”收归中央财政。动了这些官员的钱袋。
清欠一事可以讲“事关根本”，成功与否决定了清朝能否安定、安全，也正是因为如此雍正才大动干戈。但是由于他近乎“不近人情”的高压政策，深深得罪了各级官员。应该讲这件事情是影响到雍正整体评价的关键因素，他犯的非“民怨”而是“官怒”。
雍正不仅仅得罪了当官的，更得罪了天下的读书人。文字狱在雍正朝尤其严重，他因此落了个好谀任佞的恶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曾静案。雍正六年，儒生曾静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让他的徒弟张熙去找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劝岳反清，结果被岳钟琪给举报了，曾静因此入狱。
这种谋反的罪名，在当时凌迟或者灭九族都是有可能的。但雍正只是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在其中对民间不利于自己的谣言进行驳斥，起名为《大义觉迷录》。杀一个曾静对雍正来讲是没有意义的，雍正要借这个机会重塑自己的形象。而曾静也很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曾静案实际上仍然是在给雍正泼脏水，在查抄出来的物品中，大部分都是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色等。可见，此次不是真的要谋反，而是针对雍正个人。而且从曾静选择的策反对象来看，他根本就没期望会策反成功，岳钟琪击败准噶尔兵、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当时圣眷正隆，试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跟着曾静造反？曾静为什么偏偏就闭着眼找上了他？愚下认为，曾静就希望此事败露，造成轰动效应，以使得他的那些资料能够更广泛地宣传。虽然曾静策反没能成功，但他已经成功了，他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而且更让雍正着实加了一条罪状，也使雍正得罪了天下读书人。这是一个倒枪刺，扎进去见红，出来时还得多加个血槽子。
雍正得罪的这两批人，官员和文人，实际上是老百姓的眼睛和舌头，他们“看到的”和“所说的”，很快就被老百姓复制、传播。因此，当有“政治目的”的人散播谣言的时候，这些做官的不会加以制止，甚至希望这些谣言传得越广越好，把雍正赶下台最好，甚至有些人还会主动地去编造谣言。很多事情，不是坏在最上面，也不是坏在最下面，而是坏在中间。雍正的丑恶形象在这些官员的“口诛笔伐”中，进入了老百姓的意识中。
老百姓最津津乐道的就是：雍正即位的合法性。民间流传着雍正将康熙遗诏由原来的“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且不说遗诏至少有满汉两种文字，改了汉文改不了满文，无论传给谁总要写个人的名字，例如，传位于四子爱新觉罗·胤祯，“十字”能改，那名字怎么改？还有的说雍正是其母亲和年羹尧私生的，改“康熙遗诏”之事是年羹尧干的。这事情就更搞笑了，年羹尧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中的进士进而走上仕途，而这年胤祯已经二十一岁了。与合法性相关的还有很多传说，例如，雍正逼康熙传位给自己，说雍正逼死了自己的母亲，残害自己的亲兄弟抚远大将军老十四爱新觉罗·胤禵。可以看出，雍正就是一个靶子，所有的脏水都在往他身上泼。
说实话，我并不关心雍正是否具有合法性，作为历史来看，我只关心他对历史有什么贡献。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封建社会，老百姓居然如此关心政治吗？封建中国江山易主不是什么新鲜事，老百姓管他谁当皇帝，谁当皇帝都是一样过日子。那么，为什么当时传闻这么多呢？
很显然，当时虽然雍正已经做了皇帝，但自己的位置并不稳当，尤其争夺皇位的人都还没有死心。仔细分析这些传闻都是有政治目的的。修改遗诏，只是为了宣传雍正不具有“合法性”；“谋父、逼母、弑兄、屠弟”只是为了宣传雍正“非君子”，这样的人不配当皇帝。而且这些宫廷秘闻，老百姓就是想编都不可能说得跟真事似的，这只能说明这些事情不是始于民间。如果老百姓是听来的，而且是听雍正的政敌说来的，这事情可信吗？
雍正在位期间，自诩“以勤先天下”，不巡幸，不游猎，日理政事，终年不息。仅以朱批奏折而言，雍正朝现存汉文奏折35000余件、满文奏折6600余件，共有41600余件，平均每天批阅奏折约10件。而且批复都以红砂朱批，这说明不是找人代笔，有的奏折上的批语竟有1000多字。著名作家二月河曾如此评价雍正：“康熙、唐太宗，还有秦始皇这些勤政君主，没一个比得上他的。”可这样一个“一心为公以天下计”的皇帝，无论是在位的时候，还是身后都留下了恶名。
雍正曾在年羹尧的奏折上批了一段流传后世的君臣说：“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至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实际上这对雍正又何尝不是呢？他一心想造福于民，却层层受阻，虽然取得了不少功绩，却免不了为当世和后世所恶。套用他自己的话讲，正所谓“做事易、成事难；成事易、守事难；得名易、保名难；保名易、全名难”。
雍正在位仅十三年，个人认为却是对整个大清王朝作出贡献最大的一位皇帝。但这样一个兢兢业业，一个一心为公的好皇帝，在位时以及身后若干年之内却备受争议，实在令人惋惜。但历史是公正的，近年随着关于其相关史料的逐步公开，大众逐渐开始接受了这位好皇帝，甚至开始为其“平反”，这很值得欣慰。
雍正的成功，首先在于他摒弃了人情的束缚。在封建官场，所谓的处世哲学，其实就是一部人情学。这类学问虽然让一部分人在复杂的斗争之中得以明哲保身，却让很多人失去了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名字的机会。以结果看行为，雍正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整个国家社稷，为了黎民百姓。虽然在世时已经背负骂名，虽然他知道自己无力将自己的形象在百姓的口中和文人的笔下更改，但他依然努力地工作着，依然奋力地为了天下而不断得罪那些不得不得罪的人。可喜的是，近些年对雍正的评价正在发生改变，人们正逐步开始转变对他的认识，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喜欢上他，例如我自己。雍正在后世所得到的认同向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你！
为什么雍正一心为天下却不能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同和理解？为什么最为勤恳的皇帝在民众的眼中是个不仁不孝的人？为什么雍正做了那么多实事、好事不被民众所铭，而那些“花花新闻”却总是让人津津乐道？原来，为了国家，雍正得罪了当时那个国家的大脑和口舌——官员和文人，正是他们能够决定雍正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雍正的好心没有好形象，为我们昭示了一条生存法则：你的形象取决于评价者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