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冯尔康再断二百年疑案：雍正究竟是否合法继位
雍正继位疑案是二百多年的老问题，今撰此文炒冷饭，原因有两个，一是近日始知雍正合法继位说首创者；二是雍正继位研究中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皇家玉牒的学术史。此二事事关继位疑案研究。
雍正继位疑案是二百多年的老问题，今撰此文炒冷饭，原因有两个，一是近日始知雍正合法继位说首创者；二是雍正继位研究中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皇家玉牒的学术史。此二事事关继位疑案研究。
继位疑案有三种说法，即雍正篡夺乃弟允禵皇位；雍正系遵照康熙末命合法继位；雍正在康熙驾崩之际自立称帝。所谓“篡夺”、“合法”乃是以康熙之是非为是非之用词，传统概念，不足为训，不过使用起来方便，可以节省文字。三说之中，我赞成合法说。
从民间传说到学术研究的篡夺说
雍正自继位之始，就被篡位说缠身，当时社会传言，康熙临终，遗命传位允禵，而隆科多矫诏传位雍正，在这个过程中，雍正毒死康熙，这就是雍正颁布的《大义觉迷录》一书所说的社会议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禵，圣祖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殡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指雍正）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在很长时间里，人们传播雍正这种篡位故事，越往后传说的情节越丰富、离奇，以至20世纪初发行的《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说雍正少小无赖，游**江湖，结交剑客，在康熙弥留之际潜回宫中，偷改遗诏登基。如此二百年的流传，人们多是当作奇闻趣事的谈资，并没有进行学术性研究。
时至1935年孟森发表论文《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得出雍正实系“篡位”的学术观点：针对雍正在《大义觉迷录》说的康熙召见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宣布传位皇四子胤禛一事，认为根本没有康熙召见皇子和隆科多宣布继嗣末命的事，这是雍正捏造的企图说明其继位合法的谎言；雍正害死康熙得位，诸兄弟不服，于是迫害允禩、允禟等人，而允祉无意于政治，也被忌恨遭到囚禁；康熙要传位给允禵，雍正用川陕总督年羹尧钳制他，后来诛杀年羹尧、隆科多就是怕他们暴露夺位的秘密——所谓杀人灭口。这篇文章是雍正篡位说的奠基作，也是这一历史由传说、演义发展成为学术研究课题的标志。40、50年代之交，王锺翰在孟氏研究基础上，以允禵西征的历史进一步说明康熙属意这个儿子，把篡位说研究推进一步。70年代后期金承艺和王氏一样，在允禵史方面做文章，认为雍正原来不叫胤禛，为篡位夺了乃弟胤祯的名字，将康熙遗昭“皇位传十四子胤祯”改易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因而形成他的“盗名改诏”说。归结起来，篡夺说要点有二：一为康熙没有传位雍正的末命；二为康熙属意于允禵。
康熙末命雍正继位说
比起篡位说，合法继位说到70年代末才有像样的研究成果出现，但自此发展较快，有影响的论着相继面世。1979年吴秀良撰《通向权力之路——康熙和他的法定继承人》一书，从康熙继位一直谈到雍正承嗣，提出以康熙重视孝道作为判断他选择继承人的线索，认为允礽因不仁不孝而见废，允祉、允禩皆以不孝而不中意或被斥责，惟独雍正的诚孝被选中了。今年六月一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办学术报告会，吴秀良在演讲中说：他原来是相信篡夺说的，但在一次研讨会上，何柄棣提出，雍正夺位说需要再研讨，希望吴秀良来做。这表明何柄棣不赞成夺位说，他应是合法继位说的首倡者。吴秀良主动说出合法继位说倡导人，不淹没他人业绩，令人感佩。
1981年杨启樵出版《雍正帝及其奏折制度研究》一书，次后写出《“雍正篡位”再论》等文，与篡位说的孟森、王锺翰、金承艺诸氏一一辩论，赞扬雍正的优点和政治能力，相信康熙传位于他的史料，把年羹尧、隆科多被戕归咎于他们破坏雍正密折制度，而不是什么杀人灭口。同年，笔者发表《康熙朝的储位之争和胤禛的胜利》，紧接着撰成《康熙十四子胤禵改名考释》、《曾静投书案与吕留良文字狱述论》等文和《雍正传》一书，笔者的意思是把雍正嗣位放在康熙后期和雍正前期的政治斗争中来考察，从康熙对雍正的一贯态度，以及与对其他皇子态度的比较中，认为取中了他，说明年羹尧、隆科多之狱，系他们擅权、妨碍皇权所致，害死允禩、允禟是储位斗争的延续，具有保卫皇权性质，曾静大狱和《大义觉迷录》出笼是雍正在政治成功之后，争取社会舆论认同的性质。
“雍正自立”说及三说中的共识
雍正继位疑案，学界普遍以为只有篡夺与合法两说，笔者的认知是——还有一个自立说，虽然关于它的文章甚少，观点不那么鲜明，论证不那么清晰，但它不同于前述二说，已有了自己的观点。庄吉发撰着《清世宗拘禁十四阿哥允禵始末》、《清世宗入承大统与皇十四子更名考释》等文和《清世宗与赋役制度的改革》专着，认为康熙从无立雍正的意思，允禵是被人看作皇储的最佳人选，在允禵出征及其争储活动失败情况下，雍正渔翁得利，于康熙驾崩时捷足先登，“入承了大统”，无所谓矫诏篡立，庄氏虽未明言雍正自立，其意已可见了。
雍正继位三说仍处于并立状态，然而取得一些共识，有益于今后的研讨，共识是：允礽、允禩等的继位可能性，经过讨论之后排除了，而把争储的焦点对准允禵和雍正；康熙第二次废黜允礽后，使储位久虚，因此诸皇子之间的争斗，不再是夺嫡，而是争储；改“十”字为“于”字的传说是虚妄的，不足为据；毒死康熙说，应予摈弃；雍正对其继位辩解太多，不同观点的研究者皆从中看出问题，作出批评；继位疑案的研究意义，不囿于合法与否的传统道德法统，着眼于对社会的影响，这是研究者的共同愿望。
笔者认为雍正合法继位的依据
笔者主要证据有五，另有一个排除允禵继统的旁证。
（1）召见七位皇子与隆科多应是事实，难于否定
雍正在七年（1729年）就夺位事，说康熙传位给他的情形：康熙在殡天那天的凌晨二三时，于畅春园寝宫紧急召见允祉、允佑、允禩、允禟、允裪、允祥等七位皇子和隆科多，宣布“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参见右图）。其时，允禄、允礼等四位皇子在寝宫外等候。据此，康熙宣布遗命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雍正是遵照遗命继位，应当是正常的、合法的。究竟有无召见的事，七位皇子最有发言权。雍正叙说康熙召见七位皇子事时，允禩、允禟已死，允祥是雍正死党，如果雍正是制造谎言，这三人不可能揭发。允佑，康熙说他“心好，举止蔼然可亲”，可能对雍正有看法也不会说，但允祉、允裪则不同了。允于雍正元年被派往蒙古办事，擅自回京，在祈禳文中写“雍正新君”字样，表示蔑视；允裪在雍正清理财政中涉及到他，公然把家产拿到大街上出卖，意在暴露雍正对兄弟的迫害，以示对抗；允祉遭到雍正打击，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死时，雍正亲自祭奠，允祉故意后到，毫无哀戚之意，给人以幸灾乐祸的感觉，表示与雍正态度的差异。如果雍正当面造谣，说他们被康熙召去听遗命，他们当场不便揭发雍正，事后还不抓住这个把柄在底下说明真相，把雍正搞臭，以泄发内心的愤怒？可是并没有这种事情。当事人不否认的事情，后人就难于否定了。
康熙紧急召见皇子就传位雍正事予以明示，合乎当时情理。康熙眼看自己危在顷刻，而国无储君，再不指定，一旦亡故，将会造成纷乱，或致江山不稳，则对不起祖宗，并使令名受损，故须立刻决定继承人；至于人选，早就集中在两三个皇子身上，这时不必说是否取中允禵，单从他在数千里之外来看，火急宣诏也赶不回来，设若指定他，驾崩大事出来，他不在京城，国无君主，在诸皇子十几年结党争位的严峻形势下，不就会爆发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停尸不葬而争位的局面吗？早在四十七年（1708年）废黜允礽时就想到过这种事情的可能出现，这时怎么会忽视呢！弥留之际说出继承人为雍正，是刻不容缓的必然举动。
（2）从天坛祭天场所征召雍正必系将赋予其特殊使命——继承大统
康熙召见七位皇子同时，紧急征召奉命在天坛代皇帝祭天的雍正。雍正在康熙殡天这一天是在畅春园，如果他是不召自来，擅离职守，置祭天大事于不顾，是违旨抗命，岂是康熙所能饶恕。再说雍正来了，面见父皇三次，自是奉召无疑。这时的特殊召见，当系预定传位给他的极其必要措施。所以笔者认为，康熙为了皇位的稳定移交，临终前当机立断，指定久在选择中的雍正继位，这就是雍正所说的康熙“仓促之间一言以定大计”。
（3）允祉等在康熙遗体前承认雍正继承大统
康熙事出，隆科多宣布康熙传位雍正遗命，这时皇三子允祉等皇子向雍正叩首，表示臣服，接着诸王大臣议定殡殓大礼，雍正为康熙更衣，奉送遗体回大内。虽然其时允禟有傲慢表现，允禩在沉思，然而授受之际一切正常，特别是允祉的带动诸皇子向雍正行礼，不能说是拥戴，起码是认可雍正的继位。这一事实，过往研究中颇为忽略，应予重视。若同雍正间民间传说允祉让位的事联系起来看，亦见允祉跪伏的政治作用。民间是这样说的：“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焉。”将事情演义化，倒是挺有意思。
（4）传教士马国贤回忆录反映雍正正常继位
马国贤住在畅春园附近，康熙病逝的夜间从寓所墙头看到和听到的事情，写在《清廷十三年》的回忆录里，他提供许多值得注意的信息：其一，康熙是病逝的，死亡时有御医在场；其二，雍正的继位，是康熙临终指定的；其三，继位之际状况正常，人人服从雍正；其四，雍正办的第一件事是尽孝子之责，装殓康熙，将遗体从离宫护送回大内。马国贤是事发同时获得的资讯，用今天的话说是“第一时间”得到的，因而可信度高。马国贤的记叙令读者得到的印象是：康熙是正常死亡，雍正是正常继位，而且继位时状况正常，与允祉等承认雍正的事实相符。
（5）综合分析“康熙遗诏”，是可信的
雍正公布的康熙遗诏包括三项内容，一是康熙对其毕生政治的看法，二是命雍正继位，三是命丧礼遵照礼制办理。遗诏第一、三部分没有作假的问题，第二部分指令雍正继位内容的真实性需要讨论，议题关键是遗诏非康熙亲自书写，系雍正制作，若与康熙有意立允禵合看，则是雍正作伪；然而如同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历朝皇帝遗诏，基本上都出自他人之手，不能以是否亲笔书写断定雍正造假。笔者综合前述四点，即七位皇子面奉康熙传位雍正遗命，允祉等向雍正行礼表示遵从康熙遗愿，雍正被从祭天斋所召至畅春园的行为本身，无不表明雍正是合法继位者，而且马国贤第一时间的见闻表明雍正正常继位。
另外，笔者想谈谈皇家玉牒是否有雍正篡夺允禵皇位的资料及有关研究史。事情的缘起是孟森由隆科多私藏玉牒罪，想到玉牒是否有暗示传位允禵的信息？迨后金承艺的盗名改诏说，在允禵改名、雍正“夺名”上作文章。欲知允禵、雍正真名及允禵在玉牒中地位，只有查阅玉牒，因它对人名的记录最具权威性。于是查考玉牒资料摆在雍正史研究者面前，1980年秋冬之际，笔者、吴秀良、杨启樵几乎同时，不约而同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玉牒。笔者阅览康熙十八年、二十七年、三十六年、四十五年、雍正二年、十一年、乾隆七年等年份编纂的《宗室玉牒》（每年份均含“帝系”、“直格本”、“横格本”三种，满汉两种文本）。康熙间玉牒凡是提到皇四子名字的地方，汉文均作胤禛，满文与汉文字音相对，表明雍正名叫胤禛，始终用这个称谓，没有改名的事，“盗名改诏”无从谈起！允禵的名字，康熙间修的《宗室玉牒》前后不一，早先的为胤禵，后来的为胤祯。雍正继位后又称他为允禵，笔者把这种情形称为给康熙皇十四子恢复原名。康熙玉牒的横格本、直格本记录皇子的名字、生年、妻妾、子、受封情况以及已死者的说明，别无其他内容；玉牒帝系，对康熙皇子列表，若系允礽为皇太子年代修纂的，中间为皇太子允礽，两侧按昭穆排列。这样玉牒写皇太子之外，其他皇子依长幼之序书出，内容是规格化的，不会对某皇子作任何特殊地位的暗示，允禵亦不例外。孟森的疑问系由没有机会检阅玉牒产生的，金承艺亦然，读过清代所修玉牒的人就会释疑了。
二、四阿哥的夺储战略：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应该说，胤禛对夺取储位的态度有一个转变过程，其中应以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二废太子作为分界线。在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一废太子之前，胤禛虽然也知道一些阿哥对储位抱有觊觎之心，如大阿哥胤褆和八阿哥胤禩，就表现很明显，但当时胤禛实力有限，断然没有想过要自己做太子。他的态度基本上是，承认既定现实，并对皇父和太子都报有敬畏之心，不去抱什么非分之想。
即使在一废太子后，胤禛也没有想过要卷入到这场储位战争中去，这从胤礽被圈禁的时候还帮他说话可以看得出来了。倘若他想做太子，何不协助胤褆将胤礽置于死地呢？也许他本能地感觉到，康熙这次废太子可能是出于冲动，尔后还是会原谅胤礽的。而此后形势突转直下，大阿哥胤褆的悲惨结局估计对他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让他认识到轻举妄动的可怕后果。所以，在胤礽被复立后，胤禛还是安分守己，甚至拜佛参禅，看淡一切，以尽可能地回避那些宫廷斗争，免得自己被卷进去，惹祸上身。在这一阶段，胤禛还是报着“嫡长子是名正言顺的皇权继承人”的观念，没有想过要去和胤礽争夺太子宝座。
但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1年）十月太子再度被废，一下子把胤禛的原有想法都给打破了：既然太子胤礽已经再没有可能接班了，那么，其他的皇子都不是皇后所生，大家一下都平等了，都有权力去继承康熙的皇位，而自己又是相对年长的皇子，能力也不差，那为什么不能是我来接班呢？
一旦这种念头在胤禛的脑海里萌芽，那就会形成燎原之势，再难回头了。但是，虽然前面已经有人在这场斗争中落马，但具备继承王位资格和实力的兄弟不仅仅是胤禛一个人，他还有这么多的兄弟，谁也不知道最终会鹿死谁手。而且，康熙在二废太子后，看起来已经不打算再公开建储，这不但加大了争储的难度，而且还决定了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斗争。
面对这场困难而漫长的储位之争，没有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战略是不行的。关键时候，胤禛的心腹戴铎在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也就是二废太子的后一年，给胤禛写了一封神秘的书信。
在信中，戴铎劝自己的主子加入争夺储位的行列中，他指出，现在乃是“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皇上有天纵之资，诚为不世出之主；诸王当未定之日，各有不并立之心。”也就是说，现在储位虚悬，皇上圣意未定，你不去争取，别人就会去争取，万一机会给了别人，自己的命运就掌握在别人的手上，到时候就是想后悔也来不及了。何况胤禛在胤褆、胤礽被圈禁、胤禩被打击、胤祉等人实力还不是很强的情况下，胤禛作为年长的皇子，并不是没有机会，关键是要靠自己去把握。
随后，戴铎又提出了三条具体的建议，一是如何处理皇父和兄弟们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和朝廷官员的关系；三是如何培养自己的人马、壮大本门实力的问题。
关于处理皇父和兄弟们关系的问题，戴铎指出：“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
戴铎首先分析了胤禛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处于一种“英明之父、众多手足”的局势。这种局势不好处理，难就难在面对一个英明的皇父时，你要是不展示你优秀的一面，往往不被考虑，就像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佑等人一样；但是你要是过分展示你优秀的一面甚至超过皇父的话，又会被皇父所猜忌，八阿哥胤禩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争夺储位中，如果兄弟少当然比较好办，但当时“手足众多”是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也只能坦然面对。兄弟多了，皇位又只有一个，你争我抢，也是必然。加上康熙对皇子们的培养都很成功，个个都不差，“你有好竽，我有好瑟”，彼此相争，终究是有人胜，有人败。大家都是骨肉兄弟，虽然情面上讲不过去，但权力斗争是血淋淋的，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面对这种情况，戴铎提出解决的办法是：“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我主子天性仁孝，皇上面前毫无所疵，其诸王大哥之中，俱当以大度包容，使有才者不为忌，无才者以为靠，昔者东宫未事之秋，侧目者有云：‘此人为君，皇族无噍类矣！’此虽草野之谚，未必不受二语之大害也。奈何以一时之忿而忘终身之大害乎？”
戴铎提出，“孝、诚、和、忍”是父子兄弟关系的四个法宝，对待皇父，要以“诚孝”事之，对待兄弟，要以“和忍”待之。如此一来，自然左右逢源，各方面的关系都能搞定。而且，胤禛有个优势就是在皇上面前没有犯过什么大错，这比其他兄弟又胜一筹。在对待其他阿哥的时候，尽量大度包容，不要去嫉妒有才之人，也不要为有才之人所嫉妒；对于那些才能不是很突出的兄弟，要注意团结宽容他们，把他们吸引到自己的一边。
戴铎还特别以废太子胤礽为反面例子，指出他就是因为暴戾、嫉妒和不宽容，连民间都有传言说这个人要是当上了皇上，那么就“皇族无噍类矣！”“噍类”的意思就是“活着的人或动物”，暗指要是让胤礽当了皇上，那些皇子们恐怕都没活路了！这话传到康熙的耳朵里，能不对他产生影响？
也就是说，戴铎建议胤禛在处理父子兄弟关系的时候，要注意方式方法：对皇父既要诚孝，但又要适当展露才华；对兄弟要友爱包容，和睦相处，不结党，不结怨（结党必然结怨）；凡事要平和忍让，小不忍则乱大谋，不要因小失大，坏了大事。
随后，戴铎又对与朝廷官员关系的问题提出建议：“至于（皇上）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主子敬老尊贤，声名实所久着，更求刻意留心，逢人加意，素为皇上之亲信者，不必论，即汉官宦侍之流，主子似应于见面之际，俱加温言数句，奖语数句，在主子不用金帛之赐，而彼已感激无地矣。贤声日久日盛，日盛日彰，臣民之公论谁得逾之？”
在这里，戴铎提出的都是些和人打交道时的小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小问题随时都有可能对成败起到关键作用。譬如皇帝身边的人，因为你对他好，他在适当的机会帮你说上一句话，可能胜过你忙乎半天；要是你不小心得罪了他，他利用皇上不高兴的时候，在背后说你一句坏话，弄不好就会招来祸害。这已经是被证明了千百回的客观事实了。
所以戴铎提出，对于皇帝身边的人，胤禛一定要放下王爷的架子，对那些人破格优待。特别是对于皇上的亲信、能够在皇帝面前说上话的人，比如李光地这样的，更是要时时留心，和他们搞好关系。即使是那些不太重要的官员或者太监、侍卫等，没事的时候也多多夸奖几句，说不定哪天就帮上忙了。何况，说两句好话又不用花钱，被夸奖的那些人也感激不尽，何乐而不为呢？要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贤王”之名就会广为流传，到时官员们和老百姓自然会有公论。
就这点而言，戴铎其实是要胤禛向八阿哥胤禩学习，广结善缘，以赢得更多人的支持。由于胤禛在此之前对争储之事比较淡泊，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很好的基础，所以戴铎向他提出要积极入世，趁着八阿哥胤禩受打压的好机会，把朝廷中的一些重要人物都争取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另外，戴铎还特意提醒胤禛：“至于各部各处之闲事，似不必多于与闻。”也就是说，在现在局势还不明朗的情况下，不要去趟不相干的浑水，也不要插手各部各处的闲事，免得被皇上发现自己的野心或者被人猜忌。
前面两点，都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戴铎最后又提出了非常实质性的一步，就是如何培养本门之人，以壮大自己的势力：“本门之人，受主子隆恩相待，自难报答，寻事出力者甚多。不知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害，有一益必有一损，受利受益者未必以为恩，受害受损者则以为怨矣！古人云：‘不贪子女玉帛，天下可反掌可定’。况主子以四海为家，岂在些须之为利乎！
至于本门之人，岂无一二才智之士，但玉在椟中，珠沉海底，即有微长，何由表现？顷刻奉主子提拔人才之至意。恳求主子加意培养，终始栽培，于未知者时为亲试，于已知者恩上加恩，使本门之人由微而显，由小而大，在外者为督抚提镇，在内者为阁部九卿，仰籍天颜，愈当奋勉，虽未必人人得效，而或得二三人才，未尝非东南之举臂也。”
前面说的处理人际关系有点虚，但这一段就落到实处了。要想在储位斗争中获胜，关键还是自己有人；即使是夺得皇位，到时候也要有大批的人来辅佐自己。任何一个优秀的事业开创者，平时都必须注意笼络自己的人才，不然靠自己单打独斗，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的。
由于当时各阿哥都已封王建府，有了自己的属人，所以戴铎提出要先从本门之中注意发现、提拔并培养人才，以为将来作打算。天下之人，你给他恩惠未必能指望他回报，但是，你要是损害了其利益的话，必然会加以怨恨。好在胤禛比较淡定，并不像胤礽等人一样过分贪婪，所以问题还不大。为此，戴铎提出，胤禛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让本门之人“在外者为督抚提镇（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在内者为阁部九卿”（内阁、六部等官）。当然，这点做起来并不是很容易，因为如果自己过分地为本门之人争权，必然会引起康熙和其他阿哥们的猜忌，弄不好会走上太子胤礽的老路。
胤禛接到信后，批示道：“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至于君臣利害之关，终身荣辱之际，全不在此，无祸无福，至终保任。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
胤禛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虽然表扬了戴铎说得精辟，乃“金石之言”，却说对他毫无用处！还说继承皇位是“大苦之事，避之不能”，颇为虚伪做作。后面的几句话露了馅，他让戴铎一定要保密，万不可轻举妄动，说明他对戴铎提出的建议是有想法的。至少从当时看来，戴铎的建言可算得上是切实可行的计划，对胤禛颇有启发作用。
胤禛说他对“大位之事”，毫无兴趣，其实是自欺欺人。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戴铎被派往福建知府赴任，他把沿途和任所的见闻以及胤禛让他办的事情都用密信传递。有一次戴铎说自己在武夷山见到一道人颇为奇异，胤禛便让他把道人的话都说给他听，戴铎回信说自己为主子默祷求卦，那道人说了一个“万”字（“万”即为有福，和胤禛的名字“以真求福”对应），胤禛听后十分高兴。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的时候，戴铎由知府升为道员，因为在当地生活不习惯，想告病回京，为此他先请示胤禛，胤禛给他回信说：“你不要这么没志气，以后你做到总督巡抚，才算扬眉吐气，这世界上哪有什么都如意的事情？”康熙末年，胤禛便想办法把戴铎弄到四川作了布政使。倘若他对争储没有兴趣，怎么会如此关心自己和属下的前程？
李光地是康熙晚年最信任的大臣，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的时候，康熙把当时已经抱病在家的李光地从福建叫回京城，估计是商议建储之事。胤禛便派戴铎前去拜访他，同李光地讨论建储的问题。戴铎问李光地：“诸位皇子里面，李大人觉得谁最合适做太子？？”李光地说：“诸王当中，八王最贤。”戴铎不以为然，说：“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戴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李光地能够助胤禛一臂之力，可惜李光地似乎对此不以为意。
在胤禛争夺储位不是很顺利的时候，戴铎还请求谋调台湾道，他说台湾远在大陆之外，尚未开发，台湾道又兼管钱粮，万一争夺储位失败，可以作为将来的退路。戴铎对胤禛夺取储位，可谓是尽心尽力。事实上，胤禛也基本上是按照他的策略，逐步夯实基础，扩展势力，并巧妙地避开皇位争夺中的各种危险，向着最后的大位而前进。
功夫不负有心人，只要方向没错，假以时日，总会有结果的。
三、八王党为何失利：霸气外露让康熙愤怒
康熙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的推举太子之事，让康熙很是丢脸。次年正月下旬，康熙旧事重提，并追查是谁在这个事件里捣了鬼。“八王党”的人开始还想互相包庇，但康熙这次的态度很坚决，这些人后来终于顶不住，一个个都现了原形。最后查下来，为首的是大学士兼议政大臣马齐和康熙的舅舅兼岳丈佟国维，其他还有王鸿绪等多名骨干。
看到这么多重臣都倒向了八阿哥胤禩，康熙气愤难平，他大骂道：“今马齐、佟国维与胤禩为党，倡言欲立胤禩为皇太子，殊属可恨！朕于此不胜忿恚。况胤禩乃缧绁罪人，其母又系贱族，今尔诸臣乃扶同偏徇，保奏胤禩为皇太子，不知何意？岂以胤禩庸劣无有知识，倘得立彼，则在尔等掌握之中，可以多方簸弄乎？如此，则立皇太子之事，皆由尔诸臣，不由朕也！”
原来，康熙一恨胤禩夺了自己的人心，二恨大臣们夺了自己的立储权！
更有意思的是，马齐被训斥之后抗辩了两句，把康熙惹得火冒三丈，竟然跳下御座，当众“殴曳马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个五十六岁的老头（康熙），打一个五十八岁的老头（马齐），也是一桩奇谈。不过，这个马齐也是厉害，他被打之后，却并无惧色，居然“拂袖而出”，显然还是很不服气。当然，这也说明康熙和马齐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当大臣们奏请将马齐处斩时，康熙却还是对马齐予以宽大处理。
不过说来也很可笑，让大臣们公推皇太子本就是康熙自己说的，他自己说话不算数，反怪别人擅权。没办法，谁让他是皇帝呢？皇上说对就是对，不对也对，全由他一张嘴，一个人的心意而定。那些保举胤禩的人，全都碰了一鼻子灰不说，反而惹下麻烦。康熙处分起来也毫不客气，最后马齐被夺职拘禁，其弟马武也被革退，户部尚书王鸿绪被责令退休，其他“八王党”的骨干分子都受到了相应的惩处。至于八阿哥胤禩，更是倒霉，当时他还在圈禁中，可什么也没做啊！
康熙说八阿哥“未曾经历政务，近又罹罪，而且其母家出身微贱。”这三个理由看来充分，但仔细推敲，其实都站不住脚。首先，说胤禩缺乏政务的经验，这理由十分牵强。在康熙的儿子里面，除了太子胤礽最受重视、最有经验外，胤禩参与的政务并不比别人少，甚至可能是仅次于太子胤礽的，这从随驾次数可以看出。何况，若是胤禩没有政务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在废太子后，康熙何以让他做内务府总管事呢？再说了，没有经验可以积累，清朝以前的太子也大都不干政，不也都是这么过来的吗？
其次，康熙说胤禩犯过错误，大概指的是当时废太子期间，胤禩处理太子胤礽的奶公凌普一事时，康熙认为他手段太软，意在邀结人心。其实这事也不尽然，如果放在平时，康熙说不定还要表扬胤禩。但不巧的是，一废太子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康熙一生中最为暴躁羞愤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可能让他火冒三丈。当然，康熙也许指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因大阿哥胤褆引发的“相面人张明德”事件。康熙怪罪胤禩未必是因为他没有告发张明德，而是张明德说胤禩“后必大贵”，这让康熙最为不爽。道理很简单，除了胤禩外，其他的阿哥如九阿哥胤禟、十四阿哥胤禵甚至四阿哥胤禛等人都知道这个张明德和他的所谓计划（其实不过想骗点钱，没人当它是真的，也就没人告发了），何以单单惩罚胤禩一人呢？所以说，关键还是“后必大贵”这句话把康熙惹恼了。康熙当时本就为立储的事情焦头烂额，当时任何一个人在这个问题上乱发表意见，都会招来不测之祸。要知道，让谁来接班，这么重大的事情，应当由康熙乾坤独断，岂容张明德这样一个莫名其妙的下贱之人信口胡说？更可恨的是，大阿哥胤褆会愚蠢到信以为真，而胤禩居然也会泰然处之！这大概就是胤褆和胤禩两人遭到严惩的重要原因了。
最后，康熙说胤禩的生母出身卑贱，不足以承继大位。在当时的环境下，这的确是个很充分的理由，颇有点原罪论的味道。但回顾一下胤禩的历史就会发现，康熙并没有因为他的生母卫氏出生低贱而对胤禩另眼相看。相反，康熙为了让胤禩免受歧视，从小就把他放在大阿哥胤褆的生母惠妃那里抚育，自己亲自教养。事实上，胤禩一直就得到康熙的偏爱，比如在康熙三十七年（公元1798年）封爵的时候，胤禩和几个哥哥（四阿哥胤禛、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佑）一起被封为贝勒，当时胤禩只有十八岁，是年龄最小的。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卫氏被封为良嫔，不久又被封为良妃，而同样是宫女出身的成妃戴佳氏（七阿哥胤佑之母，胤佑也是由惠妃抚育长大的），她由嫔位到妃位则是十八年后的事情了。至少从封赏的情况看来，康熙并没有刻意去歧视胤禩母子。相反，因为胤禩的关系，其生母卫氏虽然已年老色衰，地位却一升再升。
胤禩的生母虽然地位卑下，但他的福晋在这方面则完全可以弥补这一缺陷。胤禩的福晋乌雅氏是安亲王岳乐之外孙女，安亲王岳乐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七子阿巴泰的儿子；另外，乌雅氏的外祖母还是索额图的妹妹，算起来也是显赫的皇族。岳乐初封为镇国公，后因为屡立战功，顺治十四年（公元1659年）晋为安亲王，卒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岳乐死后，其爵位由长子少安郡王玛尔浑继承，他与他的两个弟弟景熙和吴尔占在朝中都占据要职，而且都是胤禩的支持者。胤禩与乌雅氏的婚姻，大大减弱了其生母地位卑微而带来的影响，也对他在宗室中赢得广泛的支持大有帮助。?至少，以乌雅氏在宗室里的地位，完全具备未来皇后的资格。
但很可惜的是，乌雅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胤禩生母地位卑贱的缺陷，但其为人和作风却招来了康熙的反感。原来，乌雅氏自幼长在外公家，颇受安亲王岳乐和舅舅们的宠爱。由此，乌雅氏从小就性格泼辣，为人专横，用现在的话来说，胤禩就是个“妻管严”。据胤禟的侍读兼管家秦道然说，在胤禩府中，乌雅氏才是名副其实的当家人。
对此，康熙极为的不满。他曾于四十七年（公元1708年）十月指责说：“胤禩素受制于妻，任其嫉妒行恶，是以胤禩迄今未生子”。原来，乌雅氏没有生育能力，但她又不准胤禩纳妾，这导致胤禩长期没有子女。康熙一贯信奉多子多福，眼见胤禩的哥哥们大都有十多个子女，而胤禩却因为不敢纳妾而一个子女都没有，心里自然十分恼火。由此，康熙狠狠斥责了这个儿媳妇的“恶行”，并说她的恶德来自其外祖父安亲王岳乐，估计老爷子对自己的儿子连媳妇都搞不定也是愤愤不平。
不过，有一点很有意思，康熙在斥责胤禩“受制于妻，迄今未生子”的时候，其实胤禩已经有了一个儿子。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胤禩之子弘旺（后被雍正改名为“菩萨保”）于“康熙四十七年戊子正月初五日寅时生，庶母张氏张之碧之女”，也就是说，当时胤禩的儿子弘旺应该有十个月了。康熙的这个误会，或许是康熙的孙辈太多，康熙一时激动忘记了，亦或许是二十八岁的胤禩一直没有子女，这个印象在康熙的脑海中太深了。
胤禩一生，膝下单薄，只有一子一女，在康熙的儿子里面是最少的。若按现在的观念，胤禩夫妻的关系不但有利于计划生育，而且算得上是尊重女性的典范。但就当时而言，胤禩只有一个儿子，这对于他争夺储位是十分不利的。看来，胤禩是走在时代前列了。
再说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胤礽再度被废，而曾力推胤禩为接班人的马齐再度被起用。听到这个消息后，“八王党”的人纷纷额手称庆，胤禩也兴奋了起来。在他的眼里，这等于是宣布当年复立胤礽为太子是错误之举，而自己因被众大臣保举反被连累，也应该到了平反之日了。
乌云散去，希望重生，被喜悦冲昏了头脑的胤禩悄悄地跑到康熙那里，十分诡秘地说：“（要是大臣们再推举我的话，）我如今该怎样做？”接着又故做烦恼地说：“我情愿卧病不起。”胤禩的意思是说，要不我就装病，免得再有保荐我的事情。这个举动倒有点当年胤褆愚蠢之举的几分风采，看来惠妃纳喇氏带出来的人果然都很有才。
康熙一看他那欲说还休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就斥责道：“尔不过一贝勒，何得奏此越分之语？以此试朕乎？伊以贝勒之身存此越分之想，探视朕躬，妄行陈奏，岂非大奸大邪乎？！”
康熙的话，给了胤禩一记闷棍。他见自讨没趣，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康熙心里明白，胤禩现在很得意，正如他跟大臣们所说的，胤禩“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因为太子被废，而胤禩在三年前又曾被群臣公举为太子，一旦康熙驾崩，胤禩便会被朝中大臣们拥戴上台。）
康熙的话，像刀子一样，太直白了。由此看来，康熙到了晚年，确实远不如从前宽仁。
估计胤禩当时也是窝了一肚子的气。当年十一月，康熙前往热河打猎，胤禩因当时是其生母良妃卫氏二周年的忌辰，所以他没有跟随而是单独前去祭奠已故的母亲了。胤禩祭奠完后住在城北的汤泉，没有去康熙的行在请安，却派太监给康熙送了两只垂死的老鹰，并说他即将回京。
这事颇为可疑。很难想象当时胤禩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不去给康熙请安并随同回京已经不太正常，又何必给老父亲送两只奄奄将毙的老鹰呢？难道胤禩是因被斥责而意气用事，破罐子破摔，有意讽刺康熙？或者这是其他竞争者的阴谋诡计，这老鹰开始不是奄奄将毙而中间被人动了手术？抑或根本就是康熙借此机会大做文章，以彻底断绝他的太子梦？总而言之，这件事情太让人费解了。
不管怎么说，康熙肯定是见到这两只可怜的老鹰了。康熙当时就被激怒了，他认为胤禩有意把自己比作是垂死的老鹰（老鹰虽强，也有老死的时候），气得心脏病都发作了。随后，康熙把诸皇子召来，当众大骂胤禩“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他想杀二阿哥，未必不想杀朕！”
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康熙随后又说出更绝情的话：“胤禩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邀结人心。朕深知其不孝不义行为，自此朕与胤禩父子之义绝矣！”
在当众宣布和胤禩断绝父子关系后，康熙又声泪俱下地说，“朕只怕日后必有行同狗彘的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难，逼朕逊位，而立胤禩。若果如此，朕只有含笑而殁了！朕深为愤怒，特谕尔等众阿哥，你们当念朕之慈恩，遵朕之旨，始合子臣之理，不然，朕日后临终之时，必有将朕身置干清宫，而你等执刀争夺！胤禩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切骨。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
随后，康熙命人将胤禩的奶公雅齐布捉拿正法（一废胤礽时也是先杀其奶公凌普，看来做奶妈很容易连累自己的老公）。雅齐布本来是被充发边地的，当时却壮着胤禩的势力潜藏京城，其实康熙早就知道，这当口也是倒霉，本来去了边地尚可保住性命的。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胤禩只好上奏说自己冤枉。康熙拿着胤禩的奏折，冷笑着对众阿哥说：“还敢说不是藐视朕躬而为此举？他折子里说自己冤抑，试问他所谓冤抑何在？”随后，康熙给胤禩下了定论，说他“党羽甚恶，阴险已极，即朕亦畏之。将来必为雅齐布等报仇也。”
经过这件事后，胤禩的“八王党”信心动摇，日见瓦解。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正月二十九日，康熙说胤禩“行止卑污，凡应行走处俱懒惰不赴”，停本人及属官俸银俸米、执事人等银米。同年十一月，康熙又将胤禩侍读何焯的翰林院编修职位和进士、举人功名尽行革除。
何焯在被锁拿抄家时，一封信落入康熙手中。原来，当时何焯回老家处理丧事后，胤禩写信告诉何焯，他寄养在在府中的女儿很好，信的结尾处说：“先生要着实节哀，保重身子，思将来上报皇恩。”后来康熙拿着这封信，追问胤禩“将来上报皇恩”这句话什么意思，难道是把自己比作“未来的皇帝”？不仅如此，后来康熙还在这信上批道：“八阿哥与何焯书，好生收着，恐怕失落了。”这分明是把信当成了胤禩谋反的罪证。
康熙五十五年（公元1716年）九月，胤禩得了伤寒病，情况颇为不妙，随时有挂掉的可能。三阿哥胤祉把这事上奏后，康熙只批了“勉力医治”四字，颇为无情。几天后，御医再报胤禩的病情加重，康熙在折上批道：“本人有生以来好信医巫，被无赖小人哄骗，吃药太多，积毒太甚，此一举发，若幸得病全，乃有造化，倘毒气不净再用补剂，似难调治。”语气中颇有讥刺之意。
当时康熙正从热河返回西郊的畅春园，不巧的是，胤禩养病的园子正好在热河到畅春园的必经之路上。于是，康熙先传旨给料理胤禩病务的三阿哥胤祉和四阿哥胤禛，“若阿哥病笃失音，不省人事，则可令迁移。着诸皇子议奏。”康熙的意思是要把胤禩移回城里府中，怕万一在回畅春园的路上，胤禩不巧死掉了晦气。为此，康熙还“星夜遣三阿哥”前去察看胤禩的病情。
康熙避免晦气的念头并不是任意猜测，他自己曾给儿子们说过：“汝等皆系皇子王阿哥，富贵之人，当思各自保重身体，诸凡宜忌之处，必当忌之，凡秽恶之处，勿得身临，譬如出外，所经行之地，倘遇不祥不洁之物，即当遮掩躲避。”
诸皇子讨论的时候，胤禛建议将胤禩移回城中。胤禟听后，当下就跳起来愤怒的说：“八阿哥今如此病重，若往家中，万有不测，谁即承当？”诸阿哥一听，不敢作主，赶紧回报康熙。康熙很不高兴，说“八阿哥已不省人事，若欲移回，断不可推诿朕躬令其回家”。
虎毒尚且不食子，无情最是帝王家。康熙以自己为重，不顾胤禩的死活将之移回府中，还推卸自己的责任，做得未免有点太过分。后来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便趁着胤禩病愈的机会，恢复了胤禩的俸银俸米，并特意派人询问他病后想吃什么，康熙说：“朕此处无物不有，但不知与尔相宜否，故不敢送去。”
作为天下最大的皇父，康熙居然用“不敢”二字，胤禩那敢承受，又拖着病体到宫门内跪求免用此二字。康熙却又反过来责备他“往往多疑，每用心于无用之地”，“于无事中故生事端。”这就叫，话不投机半句多，皇恩之情比纸薄。当时的胤禩，他怎么做总归都不讨好。
胤禩的为人到底如何？康熙何以对他存在如此大的芥蒂和疑心？这问题颇值得研究。应该说，胤禩生性聪慧，天赋极高，这点无可否认，就连后来雍正也说他“论其才具、操守，诸大臣无出其右者”；甚至承认自己的才力也只是“能与相当”。胤禩常被人称赞“朴实、正气”，广有善缘，其待人处事之风，确实比其他阿哥强很多。毕竟，康熙朝的多数满汉大臣和皇族宗亲都愿意与之交结，这应该不是靠单纯的笼络和曲意结党所能换来的。
但在康熙的眼里，胤禩太柔懦，太会邀结人心了，甚至根本就是假仁假义。譬如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去世，胤禩极其悲痛，祭奠也极其丰厚，而且胤禩“百日后仍用人扶掖而行”，并一直在家供奉其母妃容像。但康熙曾经指责他是在“沽取孝名”，因为有人举报他背后却偷偷地酗酒。而且，据说“扶掖而行”也是做样子，其实是九阿哥胤禟出的鬼主意。
康熙以仁孝治天下，其实是外儒内法，他并不喜欢一味仁义的皇子，而是喜欢刚毅果断的阿哥。胤禩连老婆都怕，做事太柔仁，有恩无威，显然不是合适人选。就像他指责那些公推胤禩的大臣们时说的，你们想把胤禩弄上去，好受你们摆弄吗？所以，大臣们越是向着胤禩，康熙便越是狠狠打击胤禩。
当然，也不能排除康熙为了皇位永固而有意为之。康熙恐怕是担心万一自己真的遭遇不测，胤禩顺利上台的话，恐怕难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君主，弄不好会像明朝的那些皇帝一样，为群臣所制！从太子两度被立和胤禵得罪康熙反被加功晋爵的情况下看，康熙心里还是偏爱那些有胆识、敢做敢为的阿哥。
问题还不仅仅于此。事实上，康熙对胤禩的态度和指责，曲多直少，有时候根本就是不讲道理。由此可见，康熙除了不喜欢胤禩的秉性外，最关键的是他不愿意看见胤禩的个人威望和私党势力威胁到自己的皇权。要知道，康熙独断专行了一辈子，他无法接受、更无法容忍有人超越他自己的威望，譬如前一次众大臣公推接班人，在康熙看来，这无疑是一次示威，甚至是一次逼宫。?
所以说，在专制社会里，得人心不如得君心；越是得人心，就越是不得君心，就会越被忌恨，也就越倒霉。毕竟，只要康熙还有一口气在，天下就是他的，太子不行，胤禩更不行！子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诚哉斯言！
在随后的几年里（康熙五十六年到六十一年），胤禩每年都随同康熙巡幸热河，五十九年和六十年还随同到木兰围场打猎，父子两人的关系比较平静。不过，当时的胤禩已经是备受打击，人心思变，“八王党”的一些干将们也已经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成了昨日黄花，有的甚至已经改弦更张，另投门户了。如果说胤禩还有一线希望的话，则在于尚得人心，但人心易变，这东西谁又能说得清楚呢？
四、父子齐上阵：我的儿子叫弘历赚得父皇欢心
承德避暑山庄有个狮子园，是当年康熙赐给胤禛的园林。这个园林倚山而建，园子里流水潺潺，景色极佳。园林的规模也很大，除去前后殿不说，光那些精致的亭台馆榭就有不少，比如待月亭、环翠亭、妙高堂、忘言馆、秋水涧等等，不一而足。
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在胤禛的陪同下，康熙和一些大臣们又一次来到这座园林欣赏美景。父子俩正闲聊着，突然不远处传来朗朗的读书声。康熙听后为之吸引，就顺着声音走了过去，还没到那，胤禛便大声喊道：“弘历，还不快来给皇爷爷请安！”
这时，一个面容清俊的小孩走了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本书，见到康熙后赶紧叩头。康熙很高兴，便问他刚才读的什么书，弘历说是《论语》，老师昨天刚刚教的。胤禛便顺势说道，那你就背一段给大家听听吧。
弘历听后，便放下手里的书，走到众人的面前，不慌不忙，从容背诵。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只有十一岁的小朋友把《论语》里的内容背得又快又熟，居然一字不落。康熙和随行的大臣们听后忍不住大声喝彩，夸赞这小孩真是聪明。由此，康熙也记住了这个聪明的小孙子。
据说，这场背书的表演，其实是胤禛早已安排好的。弘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本是胤禛的第五个儿子，因为前面夭折了三个，所以成了老二。弘历还有个哥哥叫弘时，比他大七岁，但其为人“性情放纵，行事不谨”，一向不为胤禛所喜，倒是这个弘历从小聪明可爱，胤禛十分宠爱，这次他可是在康熙面前好好地出了回彩。
第二年的春天，康熙回到京师后，又应邀来到胤禛的圆明园牡丹台赏花看戏，康熙想起了去年背书的那个孙子，便让胤禛把弘历叫来随侍。整整一天，不管是游园还是看戏，康熙都让这个小孙子跟在身边，不离左右。胤禛见康熙对弘历如此欢喜，便顺水推舟地说：“既然皇父如此疼爱弘历，就让他服侍皇父读书可否？”康熙听后，马上同意，于是便把弘历接到自己住的畅春园，并特将里面的“澹宁堂”赐给弘历，作为他的起居读书之所，以便随时陪侍，聊解年老之闷。
这一年（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的夏天，康熙前往承德避暑山庄避暑，把弘历也带上了。到那后，康熙又在自己平时批阅奏章和召见官员的“万壑松风”殿旁，特辟三间小殿，取名“鉴始斋”，赐给弘历作书房读书之用。“万壑松风”处于避暑山庄的南边，环境安静优雅，各殿之间有游廊相连接，很是方便。
从此后，只要康熙有空，就会过来看看弘历读书如何，碰到弘历不懂的，就给他亲自讲解；弘历看书累了，也会跑到隔壁殿里去找爷爷，要是有官员来见康熙，弘历就乖乖呆在一旁，听大人讲话。甚至康熙吃饭的时候，都把弘历带上，还亲自给弘历夹菜喂饭，“曲承含饴，依膝之欢”，可见康熙对这个孙子的宠爱之深。
有一次，康熙在殿里写字，弘历在旁边偷偷地看，康熙见他看得专注，便问他：“你喜欢我的书法吗？”弘历点点头，康熙大乐，当即便把自己写的几个横幅送给他。后来，只要弘历在旁边，康熙写了字必定会送他几幅。弘历拿回去给父亲胤禛看，胤禛让他好好保管，“宝而藏之”。
承德虽然避暑，但天气有时候也很热。有一天，康熙见湖里莲花盛开，煞是美丽，便令人驾御舟去湖中观赏。舟行到晴碧亭的时候，康熙看到弘历在湖边玩，便叫他的名字。弘历听到爷爷在舟上叫他，欢喜得连蹦带跳地跑过来也要上船。康熙见他跑得太快，连忙唤他跑慢点，别摔跤！
弘历上船后，康熙抚着弘历的肩膀，指着湖中的莲花问他，可学过周敦颐的《爱莲说》？弘历便把《爱莲说》背了一遍。康熙大喜，问他可知道其中的含义，弘历又说了一大通“出淤泥而不染”的道理，洋洋洒洒，融会贯通，康熙不由得龙颜大悦，直夸这个孙子真是聪明异常，说“此子神速过于余”！
现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建筑群的大门门壁上，还刻着乾隆写的一首诗，诗中说：“阅射门前却自思，髫龄自此沐恩慈”，说的就是当年弘历在避暑山庄的时候，曾经在这里射箭，得到康熙的夸奖并获赐黄马褂的事情。乾隆在自注中写道：“忆予十二岁时，皇祖每御门引见，恒命射于此，若连中，则慈容大悦。”乾隆对自己在康熙面前连射连中的事情念念不忘，他自己也到康熙那个年龄（乾隆五十六年，公元1791年）的时候，还在一项谕旨中得意洋洋地提及此事：“昔年朕随侍皇祖山庄阅射，朕连中五矢，仰蒙天语褒嘉，慈颜大悦，蒙赐黄褂，其时朕年十有二岁”。看来，乾隆把这事记了大半辈子。
清人笔记《啸亭杂录》里还说，有一次康熙带着弘历去木兰围场（离避暑山庄不远，大约一百多公里）打猎，在行围中发现了一头狗熊，康熙见后便用火枪将之击倒。狗熊中枪后，趴在地上半天不动弹，看起来像是快死了的样子。康熙一来为了锻炼弘历的胆量，二来也想让宝贝孙子能够得个“初围即获熊”的美名，便让弘历去将狗熊最后射杀。
弘历领命后，兴高采烈地拿着枪直奔狗熊而去。不料弘历刚启步，那只狗熊听到前面有动静，突然又立了起来，比一般人还要高，并且还踉踉跄跄地向前走了几步，似乎要拼命的样子。原来，这狗熊只是受了重伤，但还没有立刻毙命，正当众人惊呼的时候，康熙冷静地抬枪射击，把狗熊彻底撂倒，这才让人赶紧把受惊的弘历扶下马，并带他回帐中休息。
当晚，康熙回去后，把这惊险的一幕给和妃瓜尔佳氏说了一遍。最后，康熙不无感慨地说：“弘历这孩子，看来的确是有福之人。倘若他到了这狗熊身边，这狗熊才突然扑过来的话，哪里还有他的小命？看来他的命贵重！将来的福报必然在我之上啊！”
《啸亭杂录》的作者昭梿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之后，既是皇室的近支宗室，又和乾隆基本上是同时代人，估计这事颇为可信。
也许就是因为这一件事，对康熙有所触动。过了几天，胤禛在康熙赐给他的承德狮子园里举行家宴，并请康熙前来用膳。当天，康熙带着弘历来，吃完饭后，康熙让胤禛福晋乌喇纳喇氏把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叫来让他看看。弘历的生母钮钴禄氏本是雍王府的侍女，后来被胤禛收为侍妾，在府中的地位不高，按理是没有资格见康熙的。但这次康熙的破格召见，恐怕不仅仅是爱孙及母，而是有其他的特殊含义。
钮钴禄氏来后，康熙让她走近一点，然后仔细端详了一阵，他见钮钴禄氏五官端正，脸色红润，颇有富贵之相，当时就很满意地点头连说：“此乃有福之人也！”弘历做上皇帝后，回忆起这件事的时候，发过一通事后诸葛亮的议论说：“即今仰窥皇祖恩意，似已知予异日可以托付，因欲预观圣母福相也。”也就是说，乾隆认为康熙之所以要接见自己的生母，就是要看其面相如何，是否能够继承皇位（这话听起来像是胤禛能继承康熙的皇位是靠弘历母子一样）。对于自己在避暑山庄受到的特殊待遇，乾隆每每回忆之时，不免对自己的爷爷康熙感激不尽，他说：“避暑山庄为皇祖临幸最爱之地，亦孙臣受恩特深处也”。
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对弘历极为重要。他先是被康熙带在畅春园，夏天的时候又跟随去承德避暑山庄避暑和行围打猎。夏天过后，弘历随着康熙回到北京，康熙又把他安排到紫禁城内的毓庆宫里居住读书。毓庆宫的位置离康熙自己居住的寝宫干清宫没有多远，目的就是让康熙能够方便见到弘历。这份祖孙之爱，的确是非同寻常。
弘历即位后，曾追忆这一段生活说：“予年十二时，始解文义，每侍皇祖于干清宫，得瞻御座后屏风集诸经铭语，即知综括治道无遗，而为君者，必如是，然后可谓尽君道也。”原来，康熙在接见大臣们的时候，在康熙的御座后面，还躲着弘历这个小不点。所谓“御座后屏风集诸经铭语”，其实就是指康熙在干清宫的御座屏风上所铭刻的一些“治国”格言。弘历的意思，恐怕还不仅仅是学习屏风上的那些“治国”格言，更重要的是，他能够在皇爷爷的实际政务活动中学到一些感性的政治技巧，也许这也是康熙为什么要让弘历尽可能地离自己近一点，并允许他在自己接见大臣的时候侍立在旁吧？
当然，上面说的这些，其实都是胤禛即位以后对康熙当时举动的一个推测而已。毕竟，康熙钟爱弘历和胤禛继位是两回事。胤禛即位了，康熙的那些举动当然像是某些暗示，但也不能说康熙就一定有这个意思了。毕竟，老年人喜欢幼年子孙也是人之常情，虽然弘历在康熙的最后一年里的确备受宠爱，但毕竟时间很短，大概也就半年而已。而且，当时也不是只有弘历一个人在康熙身边，当时还有康熙的幼子胤秘、胤禧等人，也都是康熙所钟爱的。
由此，若要说康熙选择接班人完全以孙子辈为依据，也不尽然。就算在孙辈里面，最受康熙喜欢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也不是弘历，而是废太子胤礽的第二子弘皙。弘皙从小就被康熙养在宫中，当时已经快三十岁了。弘皙作为康熙的嫡长孙，自然受到康熙的重视，只可惜他的父亲废太子胤礽影响了他的前途。难能可贵的是，弘皙的人品和才能，都比他的父亲胤礽要好很多，连朝鲜使臣也说：“皇长孙颇贤，难于废立。或云太子之子甚贤，故不忍立他子。”意思就是说，康熙晚年之所以不立储，就是在选择儿子还是选择孙子之间徘徊，难下决断。朱元璋就曾经立过嫡长孙，那是因为他的长子已经过世，但后来建文帝还是被他的叔叔明成祖给打败了。所以从历史教训来说的，康熙不太可能直接立嫡长孙。但是，要拿弘历和弘皙比较的话，康熙肯定会偏向弘皙而不是黄口小儿弘历。康熙最后一年对弘历特别钟爱，不过是因为弘历本身的聪明可爱罢了。
不过，朝鲜人倒是觉得弘历在当时的储位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的《朝鲜李朝实录》中记载说：康熙去世后，朝鲜外交大臣金远迎接赴朝颁发讣告的清朝特使时，从特使的翻译口中得知：“康熙皇帝在畅春苑病剧，知其不能起，召阁老马齐言曰：‘第四子雍亲王胤禛最贤，我死后立为嗣皇。胤禛第二子有英雄气象，必封为太子。’”
乾隆一向就是个自大狂，事实上，他自己对此也颇为得意，他曾在一首诗的自注中说：“康熙壬寅（康熙六十一年），皇考敬奉皇祖临幸观花，慈颜有怿，因于燕喜之次，以予名奏闻，爱抚备至，是为承恩之始。仰惟付托之重，默契圣心，投艰遗大，似即肇基于此。”
乾隆的话意思是说，自己老爸胤禛之所以能够得到皇帝宝座，其实还是靠自己受到了康熙的宠爱才实现的，因为康熙觉得自己是个“有福之人”，以后必能做皇帝。但是，又不能直接传给自己，只好先传给胤禛，然后再传给自己。如此说来，胤禛倒是要感谢他这个儿子才行！这种逻辑似乎说不过去，因为就像前面所说的，如果真要选孙子辈的话，康熙显然会选弘皙，而不是当时还是个孩子的弘历！乾隆显然是在自吹自擂，这也是他的一贯风格。
当然，因为爱孙而决定帝位继承人的事情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譬如朱元璋直接传位给长孙建文帝（因其父早死）。和乾隆说法最为相似的是明成祖朱棣选定接班人的事情。按嫡长子继承制，朱棣本已经立了皇长子朱高炽为世子，但后来觉得这个儿子过于懦弱，又想改立汉王朱高熙。不过，皇长子朱高炽有个优势，那就是他的儿子朱瞻基很讨朱棣的欢喜，朱棣觉得这个孙子性格刚强，做事果断，颇有几分自己年轻时的风采。为此，朱棣也是犹豫不定，后来他便把大臣们找来商议这事，大臣们坚持认为应该立朱高炽为太子，朱棣摇头说这个儿子虽然为长，但能力似乎不太行。这时，大学士解缙提醒他说：“皇上有一个好圣孙，您难道忘记了吗？”朱棣听后恍然大悟，最终便立了朱高炽为太子。
康熙晚年，皇子们为争夺储位明争暗斗，以至于骨肉离间甚至彼此如同仇人一般，康熙何尝不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悲愤难平却又无计可施。正当他郁郁寡欢、心灰意冷的时候，胤禛巧施妙计，把十一岁的弘历引见给了自己的老父亲，而弘历的聪颖可爱、至真至纯，也让已是暮年的康熙感受到了普通家庭的天伦之乐，给他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成为康熙晚年孤寂生活中不可多得的一抹亮色。
所以，很难说胤禛当时没有利用康熙因皇储虚悬的苦恼，及其老年人爱孙的普遍心理，把弘历做为自己争夺储位的最后王牌给打出去，以利用康熙对弘历的好感，而加强自己在康熙心目中的分量。如果说，胤禛真有这个想法的话，不得不说这手段的确是高明而且不留痕迹。
有一件事也许可以作为佐证。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十四阿哥胤禵出征的时候，当时的出征仪式之隆重以及康熙对胤禵的重视恩宠，让很多人认为康熙是在有意培养胤禵作为自己的接班人……甚至胤禛自己都一度感到十分沮丧，以至于要安排自己的后路了。但是，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胤禵回京述职时，却在次年四月还是让胤禵回西北了。假如康熙真的有意让胤禵做接班人的话，按常理应该是留在京师才对。所以，从中是否可以推测，在康熙五十七年到康熙六十年的时候，康熙的确有意立胤禵为接班人，而后来却又改变了主意，这其中弘历在里面是否起到了作用呢？
胤禛继承皇位不久，便实行秘密的建储制度。“雍正元年八月间，朕于干清宫召诸王、满汉大臣入见，面谕以建储一事，亲书谕旨，加以密封，藏于干清宫最高处，即立弘历为皇太子之旨也”。从雍正的遗诏来看，他即位后便密定了弘历为皇位继承人，这或许是给弘历贡献的一个奖励。
总而言之，康熙晚年的储位之争的确是多种力量多种因素纠结，很难说其中的一两种因素在里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正如一位清史专家绝妙地评论说：“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棋局可能将具有永久的魅力，它荟萃了中国古代政治权术的精华。而其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戏剧性的，竟是以一枚过河小卒的出现，了此残局。”这里说的那个过河小卒，无疑指的就是弘历。小卒过河，成为这场漫长的储位战争的最后一手，如果真的起到了作用的话，不得不说胤禛是个博弈的高手。
说到胤禛的这个宝贝儿子，民间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传说弘历并不是胤禛之子，而是某陈姓汉人之子。据《清代外史》上说，康熙年间，当时胤禛和一陈姓官员关系要好，最巧的是，两家在同年同月同日生小孩，胤禛听后大喜，便命人把陈姓婴儿抱来看看，同喜同贺。
等到陈家人把婴儿接回去的时候，一看傻了眼，这个抱回来的婴儿已经被掉包，居然由男孩变成了女孩。陈家心中愤懑，但又不敢得罪胤禛，也只好自己严守秘密，不敢声张。后来雍正即位后，对陈家也还不错，其好几个家人都得到升官。到乾隆朝的时候，朝廷对陈家更是优礼有加，这里面的文章，恐怕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陈氏的老家是浙江海宁，乾隆游江南的时候，便住到了陈家，并对陈家的家世非常感兴趣，问得非常详细。临走前，乾隆还指着中门对陈家人说，今后把这个门给封了，除非是天子临幸，此门一般不要开。陈家人听后，便将此门封闭。
对于这件事，也有人进行辨诬的。富察敦崇在《皇室闻见录》里的《辨诬》中说：“民间所谓雍正在藩邸时，王妃诞生一女，恐失王眷，适有邻居海宁陈氏恰生一男，命太监取而观之，既送出则易女矣，男即乾隆也。夫以雍正之英明，岂能任后宫以女易男？且皇孙诞生，应由本邸差派太监面见内奏事先行口奏，再由宗人府专折奏闻，以备命名，岂能迟至数日数月方始声报耶？其诬可知。”
连皇室中人都出来辨诬，也可见当时的传闻之盛。但也有人认为，雍正王妃易子之事，连雍正也不知道，其实是一笔糊涂帐。倒是乾隆自己觉得像汉人，在宫中还屡屡试穿汉服，还问身边亲随说：“朕像汉人吗？”旁边一老臣跪答：“皇上只是像汉人，但对满人来说就不仅仅是像了。”细看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乾隆的相貌的确颇似汉人。看来，金庸小说里说乾隆是汉人，和陈家洛是兄弟，大概是受这个野史的启发了。
要是细细推敲的话，这种传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康熙晚年的时候诸皇子争夺储位非常激烈，想必当时对第三代的情况也列入竞争内容，当时谁先有儿子，谁的儿子聪明，估计康熙也会看在眼里，作为皇位继承时的考核标准。胤禛当时的情况是，长子弘时为人放纵，难堪重任，这时急切地想要一个聪明的儿子也不是没有可能。至少，弘历小时候的聪颖为康熙增加对胤禛的好感和胤禛顺利接班加分不少。
康熙的最后几年，储位虚悬，虽然老皇帝不露痕迹，但这场争斗终究有曲散人终的时候，众人若有所思间恍然大悟，原来胤禛父子早已等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