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诗人和作家，吉卜林在印度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并且在英国接受教育，有明显的“英印人”的特色。由于生活在欧洲列强疯狂扩张的年代，他为帝国主义唱赞歌，作品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其中最著名的是《肩负起白人的负担》，对帝国主义进行诠释，被誉为“创造帝国主义神话的作者”。
吉卜林首先提出帝国主义是国家荣誉的体现，所谓国家荣誉就是追求“伟大”和“权力”。19世纪80年代后，欧洲列强正是通过对殖民地的争夺，表现各自的“伟大”，显示各自的“权力”。在“伟大”和“权力”的争霸中，吉卜林认为没有任何政治结构比大英帝国更有意识地建立起殖民地，在统治管理所有的异地民族中更具有传奇的鼓励力量。他在《第一位水手》中，把不列颠人描绘成独一无二的、具有成熟政治意识的民族，世界上只有这个民族真正注重法律，能担负起促进人类福祉的重任。不列颠的责任在野蛮和落后部落的陪衬下更显突出。他写道：“你将赢得整个世界，而别人并不关心你怎样赢得；你将把持整个世界，而别人并不了解你如何把持；你将会把整个世界扛在背上，而别人看不得你如何扛它。然而，既不是你，也不是你的子嗣会从规模如此小的工作里获得任何代价，除了那四件伟大的礼物——一件是大海，一件是风力，一件是太阳，另一件是负载着你的船只……因此，当你赢得这个世界，把持这个世界，将整个世界扛在背上——在陆地上，在大海里，在苍穹下——你的子嗣将时常拥有这四件伟大的礼物。他们将会心智聪慧，有远见；言语沉着，有力量；手腕粗壮，有作为。只要花费极少的力量，即可自敌人处赢取巨硕的战利品。……它们将会成为一种保障，保卫那些通过大海，抵达有秩序之境地的人们。”[1]
在追求不列颠力量和伟大的源泉时，吉卜林从宗教中获得灵感，认为英格兰人对上帝的信念使他们获得了特别的青睐和恩典。1893年吉卜林发表了《英格兰人之歌》，表达英格兰人的心满意足：
我们的命运是公正的，我们的遗产是丰盛的，
谦卑吧，我们的人民，在你们的欢笑中敬畏，
因为主，我们的上帝，是至高的，
祂无所不能，
祂为我们打通了地球顶端的出路。
……
你们遵守法律——易于顺从——
清除地上的邪恶，行驶在路上、桥上和要塞上，
你们要使每个人相信，
祂在播种的地方必定收获，
通过我们人民的平安，使他们知道，
一切都是我们侍奉上帝的缘故。[2]
吉卜林的诗歌不仅将基督教文化视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将文化看成帝国主义权力的来源，两者相互映衬，帝国主义必须表现权力，显示权力，运用权力，反过来，权力又为帝国主义服务——回报上帝的恩典。那么权力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载体是什么？雷内·莫尼尔给予了回答：权力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都来自一个原则的灵感——种族纯洁的概念。[3]种族纯洁具有宗教的和世俗的双重含义，在宗教的概念中，种族纯洁带有“上帝选民”的优越感，引申到世俗的含义就是“至高”的种族。这样，宗教的“神圣”与世俗的“至高”联系在一起。白人的肤色就是神圣和至高的最好说明，白色代表纯洁。只有纯洁的种族才能胜任上帝的使命，才能成为统治者。吉卜林在《肩负起白人的负担》一文中，将他的种族帝国主义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
肩负起白种人的重任——
送出你们养育的最优秀人物——
嘱咐你们的子孙离乡背井，
去为俘虏们的需要服务；
去伺候**不安的野蛮种族——
那愠怒的人群，你们新复活的，
半似儿童，半似恶魔。
肩负起白人的重担——
要耐心加以忍受，
掩盖恐怖的威胁，
也不让骄傲流露；
用坦率和简单的语言，
要讲得百倍清晰，
你是为了寻求别人的利益，
为别人的好处效力。
肩负起白人的重任——
这些不流血的残酷斗争——
填饱那饥饿的嘴巴，
让疾病不再发生；
当你的目标接近完成，
这目标是为了旁人追寻，
要留神懒惰和异教徒的愚蠢，
使你的全部希望化为泡影。[4]
吉卜林将白人和其他种族进行对比，其结果不言而喻：白人优秀、忍耐、奉献、智慧、承担责任，其他的种族野蛮、幼稚、懒惰、任性、不知好歹。毫无疑问，灵魂的纯洁以及血缘的纯洁为“至高”打下了基础，白人因为美德是纯洁的，所以被赋予统治非白人的负担。这样，种族的概念又与社会等级混杂在一起，白人是当然的“统治者”，其他种族就是“被统治者”[5]。双方的权力与义务的关系就此形成：白人的使命是终结混乱和野蛮，不惜冒任何风险，不惜牺牲生命和财产，满足于完成任务后的回报。在种族标准的衡量下，白人的责任是礼物，是力量。[6]
事实上，吉卜林在印度的经历，使他在种族问题上充满了优越感。1895年，他在给吉莱斯皮牧师的信中写道：“出生和成长在白人中间是我的运气，当我意识到每一个白人的至高责任时，聆听他们的话语教导，良心始终亏欠法律。白人的政府用科学的武器武装，他们用并不完善的拯救教条和道德法典震撼其他种族。他们憎恨其他种族的习惯，侮辱他们的神，这一切对我来说是残酷的。”[7]
但是，吉卜林对其他种族的恻隐之心并没有改变对帝国主义者们的推崇和赞赏，从迪斯雷利到张伯伦，从印度官员到罗得斯，他都竭力歌颂。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吉卜林与迪斯雷利之间的默契。1891年吉卜林在《英格兰国旗》一文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们知道英格兰什么？谁知道英格兰要干什么”
世界风，请回答！他们来回呜咽——
他们知道英格兰什么？谁知道英格兰要干什么
小巷长大的穷人，他们被蒸、被熏，他们自夸，
他们抬起头，痛苦地扛着英格兰的国旗！[8]
1892年，迪斯雷利的水晶宫演讲对吉卜林的问题给予了最默契的回答：“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实际上就是：你是否满足于一个建立在大陆原则上的、舒适的英格兰，随时听天由命，或者你是否希望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帝国……不仅得到这个国家的尊重，而且获得了世界的尊重 ”[9]吉卜林在他的诗歌中也给出了答案：贫民区长大的普通英格兰人正将英格兰的国旗插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用卑微的身体，竭尽全力张扬迪斯雷利所宣称的“获得世界尊重的国家”。
吉卜林还对印度殖民地的英国官员进行了评价，认为他们是古代传说的“屠龙勇士”，狂热地前往遥远奇异的地方，面对异域纯朴的民族，替他们屠杀无数的毒龙。他们成长在和平宁静、举止适度的英国，在英国接受教育，并熟悉两个不同的民族，及它们各自拥有的语言、传统、迷信和偏见。他们从维多利亚女王面前的士卒，变成了有蛊惑力、高贵的人物，保护弱小民族的英雄——屠龙勇士。吉卜林笔下的“勇士”承载着英格兰白人的责任，他们首先屠杀印度人的魔鬼撒旦——龙，然后将文明、法律和拯救等传播到印度人中间。因此，“屠龙勇士”的使命不仅是世俗的，而且是上帝的。
在张伯伦离任殖民大臣，竭力推行帝国特惠制的时候，他遇到了极大的挑战。帝国特惠制度的建立是以提高外国食品的进口税为代价，对英国人来说，他们必须在食品消费中花费更多的钱。改革者打出了许多**性的口号，威斯敏斯特议员们心有余悸，老百姓也很难接受。尽管如此，张伯伦不仅得到统一自由党人的支持，而且也得到学术界如伦敦经济学院的赫文斯教授的声援。吉卜林在《事情与人》一诗中给张伯伦高度的赞赏，说他“将神谕破成两半”，“在沙漠中探索”，“他引领他的灵魂、他的事业和他的团体”，“他的身上捆绑着帝国，他掌控帝国计划”，等等。[10]
1902年，宣扬“扩张就是一切”的罗得斯去世，吉卜林写了《葬礼》，对于罗得斯的帝国主义行动给予高度评价，说他是上帝的“造物”，他的来是“大能”降临大地，他的去是“大能”回归上帝；罗得斯具有超群的视野，高瞻远瞩，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不仅是探险者，更是领路人；罗得斯为英帝国而生，也为英帝国而死。[11]
总之，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优秀种族和社会等级的基础上的，白人集人类所有的优秀品德、优秀法律、优秀管理于一体，自然成为统治的一类，教化的一类；在白人建立的国家中，英格兰最善于扩大殖民地，最善于管理殖民地，英格兰拥有最优秀的帝国主义者，无论在政府部门，还是在拓展殖民地的第一线，他们当仁不让地承担了白人的责任，成为优秀种族中的优秀代表。除此以外，吉卜林还支持扩大殖民战争，提倡用优秀种族的暴力行动摧毁野蛮种族，通过暴力的手段推进文明进程。他对帝国主义高度颂扬，用诗歌创造了帝国主义的“神话”。
事实上，在吉卜林所处的时代，英国最需要一个帝国，当英国在经济发展以及海外扩张中遇到欧洲列强的巨大挑战时，帝国不仅是英格兰的市场和原料产地，而且是新财富的发源地；同时，帝国也是英格兰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吉卜林对于张伯伦和罗得斯的称颂，使他成为英格兰利益最大化的吹鼓手。此外，吉卜林深受种族优越论的影响，将盎格鲁-撒克逊视为最优秀的种族，迎合了大众的心理。所谓“白人的负担”完全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忽视了自治领和殖民地的利益需要。吉卜林的帝国主义是宣扬英国国家利益的帝国主义，是褊狭歧视的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