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张伯伦[12]是工业家的代表，在伯明翰的市政改革中崭露头角。随后进入政府内阁，一度担任殖民大臣。张伯伦的帝国主义不仅体现在言论中，而且表现在行动上，他是一个言行一致的帝国主义者。张伯伦的帝国观念可以概括为：帝国是英国的政治遗产，帝国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情感依附，帝国是英国的经济后盾。
殖民地是英国的历史遗产，是先辈们留下的宝库，后辈必须尽最大努力继承遗产，并发扬光大。张伯伦说：“我们的祖先几个世纪前流血、争斗，毫不退缩，他们并没有为我们子孙留下更多的要求，如果我们不能守住他们的遗产，我们将感到羞耻。”[13]帝国是祖先的遗产，是英国历史的传统，是英国伟大的见证，是英国取之不尽的财富。张伯伦认为，英国从16世纪的殖民探险开始，走上了帝国扩张之路。整个18世纪，英帝国不断扩大，成为日不落帝国。大西洋一角的岛国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的殖民地，各地都使用英国的语言，模仿英国的政治管理，执行英国制定的法律。因此，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为了英国未来的生存，保留帝国都是后人的唯一选择。
在保留殖民地遗产的同时，帝国的存在还是英国与殖民地的深厚情感的见证，帝国的巨大版图不仅是英国的荣耀和自豪，而且是英格兰优秀种族的责任。张伯伦说：“帝国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不再将自治殖民地视为我们的依附地，占领的感情已经被亲缘的情感所取代。我们谈到并想到他们的时候，都将他们看成我们的一部分——英帝国的一部分。尽管我们被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有着亲缘的联系、宗教的联系、历史的联系和语言的联系，大海似乎成为连接我们的见证。”[14]张伯伦在谈到非白人殖民地时，认为英国人在这些殖民地承担着更多传播文明和促进繁荣的责任：“英帝国不仅只有自治殖民地和联合王国，它还包括更大的区域，在热带地区拥有更多的人口，那里没有很多的欧洲移民，原住民比白人居民多得多。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这里，改变了我们以前的种族帝国的观念。在这些殖民地，占领的情感也被另一种情感所取代——责任的情感。我们感到我们统治这些领土的合法性将通过两项指标加以证明——我们是否增加了他们的幸福以及我们是否促进了他们的繁荣。我保证我们的统治一定会，而且已经为他们带来了安全、和平以及相对的繁荣。”[15]
帝国在张伯伦心目中是分层次的，首先是种族帝国，他赞同迪尔克的观点，甚至认为美国仍然是英帝国的一部分。他说：“一个年轻，富有朝气的国家，讲着英国的语言，像英国人一样热爱自由和法律。我不情愿将美国视为外国。”[16]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的自治地位与他们的种族是相称的，他们配得上自我管理的权利。自治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已经上升到新阶段：母国政府基本上不要在这些领土上花费投资，如保卫其安全和养活殖民地官员等，换言之，自治殖民地已经自给自足，而且他们还能为母国政府提供急需的帮助。
第二个层次是非自治殖民地，他们的人口大多数都是当地人，文化传统、法律习惯都与宗主国不同，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缓慢，仍然需要帝国政府的支持和援助。不过他们是帝国未来的希望：“当我们割断与那些伟大依附地的联系时，你们有人相信这个岛上拥挤的人群能够生存一天吗？他们现在需要我们的保护和帮助，他们是我们天然的市场……如果帝国缩小到联合王国的范围，像一些人期盼的那样，我们至少有一半的人都得饿死。”[17]
最后一个层次是正在或将要被征服的保护地，不管使用何种方式，英国都应不惜代价，不惜成本，获得新的殖民地。
如果说政治传统和感情依附是保持帝国的重要因素，那么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也不容忽视。长期以来，英国与殖民地的关系从来都是经济上的联合，政治上实行相对自由的管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主义时期，帝国与殖民地的贸易一直是英国经济保持优势的最大市场。殖民地还为帝国提供了大量的原料，对于保持英国制造业的优势也起了关键的作用。进入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国的经济霸权受到多重挑战，殖民地的扩张也受到了阻遏，英国货物已经被德国、美国等迅速发展的国家挤出许多国家的市场。为此，张伯伦决定加强在殖民地的工作，寻找其他国家在英国殖民地推销产品的样本，将其赶出英国的殖民地市场。[18]除了商品市场外，殖民地也是英国投资的最好场所。1881年5月，张伯伦在“全国公平贸易协会”成立大会上号召说：“开发我们帝国的资源，将英国的资金、技术和工业投向我们的自治领，而不是那些商业上与我们敌对的国家。”[19]
张伯伦的帝国理念不仅停留在话语上，而且践行于行动中，他积极倡导英国与殖民地的联合，把帝国建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他主张扶植西印度殖民地，支持争夺新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战争，倡导建立帝国特惠制。
19世纪70年代末，当英国的经济优势受到挑战时，帝国联合的思想逐渐抬头，不仅涌现出许多要求帝国联合的思想家，而且出现了一些帝国联合的民间组织。为了实现帝国联合的理想，张伯伦利用女王登基60年的庆典，把殖民地的代表聚集在一起。1897年各殖民地的总理被邀请参加庆典，庆典的场面之大、仪式之隆重、持续时间之长，表明它完全是“帝国式”的庆典。罗斯伯里勋爵上书女王时说：“在我们看来这是全国感情的崇高体现，是深厚的、热情的、坚定的和忠诚的象征。这种忠诚将一直围绕在陛下的宝座周围，并年复一年与陛下春秋俱增，直到它渗透帝国的每一个遥远的角落和遥远的臣民。”[20]克里顿主教在他的“有节制”的备忘录中，也将庆典与英帝国联系在一起。他写道：“这个圣典是帝国伟大、帝国团结的一个意味深长的表现，这种表现不但对于英国和各殖民地同样是一种启示，而且激起了整个欧洲的惊慕之情。”[21]
在殖民地会议召开前，张伯伦已经与殖民地的总理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会晤，讨论了帝国联合的问题。但是受到邀请的代表心情异常复杂，新西兰的代表公开反对帝国的联合；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的代表爱德华·布拉登勋爵（Lord Edward Bratton）则认为，帝国会议很有必要；加拿大代表劳里（Lourie）认为，加拿大满足于现在与帝国的关系，言外之意是帝国联合没有必要。但是，总理们的复杂心情并没有使张伯伦感到失望，也没有动摇他实行帝国联合的决心。在第二次殖民地会议的致词中，他公开表达了建立帝国联合的设想：
我认为在自治领和母国之间的确需要设立一个咨商机构，现在我把它作为一项个人的建议提出来，成立由各殖民地全权代表出席的帝国大会议，应该是可以办到的……倘使这样一个会议能够成立，它会立刻变得非常重要，并且显而易见还会发展成为更伟大的事业。它一定会逐步发展成为我们一直向往的联邦会议。[22]
张伯伦的鼓动并没有激起殖民地代表们的热情，他们的表态仍然是：“联合王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在现行的条件下是令人满意的。”他们没有召开帝国大会的愿望，不希望与英国建立帝国议会。第二次殖民地会议的结果是，代表们同意张伯伦提出的定期召开殖民地和联合王国代表会议的提议，以便讨论有关的共同利益。虽然结果十分勉强，而且殖民地定期会议并没有成为帝国联合的桥梁，但是，张伯伦对帝国的联合仍然坚持不懈。
如果追求帝国联邦的努力是一个失败，那么，张伯伦在殖民大臣任内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对促进殖民地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首先，改善殖民地卫生状况，提高当地的健康水平。1895年张伯伦上任不久，委托英国皇家学会组成调查委员会，调查祖鲁的刺舌蝇的侵扰情况。经过专家们的实地调查，找到了奢眠病的原因，明确了苍蝇给牛羊带来的危害，使非洲的第一大瘟疫得到了防治。同时，他首次在殖民部设医药顾问一职，在医药顾问帕特里克·曼森（Patrick Manson）的倡议下，开展对热带作物的研究，并于1899年在伦敦建立了“伦敦热带药物学校”，随后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他还鼓励皇家学会成立疟疾研究委员会，专门研究印度和非洲的疟疾，导致了殖民地历史上的第一次灭疟疾运动。
其次，帮助殖民地发展生产，摆脱危机。19世纪末，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生产遭到多重竞争。加勒比海地区的古巴改进了生产技术，降低了成本，其蔗糖产量迅速超过英属西印度；自由贸易政策以后，英国也不再把西印度的蔗糖作为进口的唯一选择；欧洲生产甜菜糖又能满足欧洲市场。这些因素使一贯依靠单一作物生存的西印度殖民地雪上加霜，西印度的经济陷入绝望的境地。
1897年，张伯伦责令组成皇家调查委员会，寻找西印度摆脱困境的方法。该委员会的报告指出，西印度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是单一作物制度和种植园经济，摆脱困境的方法是改善西印度的经济结构，推行农民所有制，改善交通状况，实行多种作物制度，特别是种植热带水果，满足欧洲市场的需要。在报告的指导下，张伯伦开始在圣文森特和多米尼加推行农民所有制的尝试，并把他们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地区。为了推行多种作物制度，帮助当地人接受先进的种植技术，张伯伦还在西印度建立农业部门，其官员和技术人员穿梭于加勒比各岛，讲授农业课程，传授农业技术。
最后，改善西印度群岛的交通，加强各地的联系，促进地方市场的形成。加勒比地区各岛之间缺乏交通联系，影响了与外部世界的交换和交流，改善交通成为改变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英国政府1899年通过法案，为加勒比地区的交通建设提供低息贷款，利息仅为2.25%。牙买加获得了11万英镑的贷款修建铁路，使内陆与海岸连接起来，为香蕉种植和销售提供了方便。该法案还为汽船航线提供资助，使西印度的水果能打开英国和美国市场。张伯伦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政策。……如果这个国家不愿意将剩余的资金投放到殖民地的发展中，我看它们的未来就没有希望……”[23]同时，1899年的法案不仅适用于加勒比海地区，而且适用于非洲的一些地区。例如，西非的黄金海岸和塞拉利昂都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低息贷款和15万英镑改善港口建设的费用。在张伯伦“开发殖民地财富”计划的帮助下，1917年英属西印度恢复了偿还能力，不仅增加了殖民地的经济自信，而且也为英国商品储备了市场。
改善殖民地医疗条件，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重组生产方式以及向殖民地提高贷款等举措确实是张伯伦“建设性帝国主义”的创举，但是，张伯伦支持用暴力争夺殖民地，并将之看成“文明工作”和“国家使命”。[24]张伯伦承认战争导致生命和财产的损失，而且给殖民地带来更大的创伤，但在“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促进殖民地的发展上，不可能不破鸡蛋孵化出小鸡，对于荒凉非洲几个世纪的野蛮、奴役和迷信必须利用暴力加以摧毁。如果将我们取得的成果与我们付出的代价相比，你会非常庆幸，我们目前因远征而取得了尼亚萨兰、阿散蒂、贝宁和努佩，远征可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换来100个人有所得，而且人民文明和繁荣的进程向前迈进了”，因此这是“伟大的任务”、“伟大的责任”和“伟大的荣耀”。[25]
张伯伦对战争的态度足以解释他在布尔战争中的表现，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将他视为詹姆森暴动的幕后策划者，有人甚至将南非战争称为“张伯伦战争”。[26]南非战争爆发不久，英国军队遭到惨败，金伯利、莱迪史密斯和马弗京被布尔人包围。1899年12月8日，张伯伦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发表演讲：“情况现在对我们非常不利，但是，我们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因为不好的运气而动摇过，过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遭遇对手，现在我们也将这样。我已经够老了，仍然记得过去黑暗的日子——克里米亚战争的日子和印度叛乱的日子，我希望我们现在正在最黑暗的时候，黎明就在眼前。”[27]
为了取得战争胜利，张伯伦向英帝国各殖民地发出呼吁，要求他们为母国做出贡献。在他的推动下，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印度等地都派出军队参加英国对布尔人的战争。一直对英国政府不满的法裔加拿大总理劳里也暂时收起了敌意，同意派一个一千多人的军团到南非作战。张伯伦在给加拿大总督明托勋爵（Lord Minto）的信中说：“我相信加拿大和其他殖民地的行为将给英国留下最新的印象，他们的行动将促进帝国的紧密联合。”[28]
布尔战争以后，张伯伦带着帝国联合的愿望来到南非，1903年在约翰内斯堡发表演讲说：“现在我们再也听不到将分离殖民地作为目标的政治家，殖民地也在回应我们的情感。他们放弃了地方保护主义，他们急于表白他们是光荣帝国的一部分，他们随时准备承担责任，并享受特权。现在这种精神已经存在，我更希望它持续存在下去。”[29]但张伯伦显然过于乐观了，就在布尔战争结束后不久，英帝国就开始了解体的过程，而且南非的离心倾向益发严重。
为了维护帝国的统一性，张伯伦鼓吹建立帝国特惠制，以便从商业交往方面加强帝国间的联系，并帮助英国摆脱经济困境。1896年，他提出帝国最大的利益是帝国贸易，并且认为防卫和商业是密切相连的。他说：“如果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殖民地的人民用实际行动推动帝国统一，他们必须从商业开始。”[30]张伯伦认为建立商业联盟有其可行性：德意志帝国通过建立关税同盟实现了国家统一，德国的做法是英国的榜样：“我们有德意志帝国这样的先例可以借鉴。那个帝国是怎样产生的呢？诸位都记得，最初它是从两个大邦国结成关税同盟开始的，逐渐吸引其他的邦国，于是，那些邦国为了商业的目的一一加入关税同盟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议会或联合议会来管理商业问题。在他们的商业合作中，民族目的和政治利益逐渐显露出来，这样，他们以纯商业基础和商业利益为起点，继续发展，最终形成了统一的维系德意志帝国的基础。”[31]
当然帝国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的最终目的是帮助英国摆脱危机：“这个国家的形势使政治家和敏锐的观察家们十分焦虑，除了政治形势紧迫外，商业的竞争更加严峻，帝国关税的压力，出口奖励的压力，补贴的压力，都变成英国沉重的负担。”[32]因此为了摆脱重负，张伯伦提出加强帝国内部的经济联系，作为对抗美、德、法等国家商业竞争的手段：“目前孤立的帝国四面受敌，我们必须寻求自己人的帮助。我们必须加强内部的联系——感情、同情和利益……如果在掌控中我们不能抓住机会，在权威中不能控制自己的贸易，我相信我们将面临灾难。”[33]
当时，德、法、美、意、俄为了保护本国市场，都建立了保护关税制度，而英国却坚持自由贸易的原则。张伯伦意识到英国必须建立关税保护制度了，否则英国将失去市场。他希望把整个帝国建成一个关税同盟，帝国内实行贸易特惠，而对帝国外实行统一的高关税政策。这样既可以保证英国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又可以让殖民地提供廉价的食品和原料。为此他提出首先在食品方面设立关税，这样可以让殖民地提供英国市场所需要的食品，同时对其他国家进行报复，“将关税作为清除外国倾销品的净化剂”[34]。
从殖民地的市场吸收能力看，在1881—1900年间，英国殖民地的购买力增加了17%，但是英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减少了1%。1901年，外国出口到英国自治殖民地的商品价值达5000万英镑，而1881 —1900年间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以及英属南非进口的英国商品却大幅度下降了。1901年，英国对外贸易为5.92亿英镑，对殖民地的贸易只有2.1亿英镑。[35]在帝国市场内，英国正在失去其主导立场。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1903年5月15日张伯伦第一次宣布支持关税改革和帝国特惠制。他的具体计划是：除了玉米外，所有的进口粮食（包括面粉）一律征收每夸特2先令的进口税；除了咸肉，所有进口的肉类和奶制品征收5%的进口税；对外国制造品征收平均10%的进口税。这个计划可以达到三个目标：保证殖民地食品进入英国，通过特惠制绑住帝国，为英国的制造业确保市场。[36]
但是，关税改革和帝国特惠在自由统一党内引起分歧，温和派提出了三个质疑：必须考虑整个国家人民的态度，必须考虑殖民地是否愿意接受，必须考虑英国的工人阶级是否愿意为面包和肉付出更多的钱，以及他们的工资和养老金等问题。
张伯伦认为帝国特惠政策是一个长期受益的计划，需要超远的眼光，尽管英国人现在必须为进口的食品交税，但是，日后殖民地的资源和市场将提供更大的回报，这是一个短期阵痛与长期受益的问题，是一个芝麻和西瓜的问题，因此不能只顾眼前，要向前看。1903年6—10月，张伯伦马不停蹄地到处游说，为帝国特惠制做宣传，他说：“自由进口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的大宗产业之一——糖工业，它事实上是可以保住的。自由进口也摧毁了农业……农业是这个国家最大的行业。糖没有了，丝绸没有了，钢铁受到威胁，羊毛也受到威胁，棉花也即将没有了。我们还能支撑多久？这些行业以及依赖其生存的工人就像田地上的羊群，他们一个又一个被领出去杀掉。他们这些剩余的人没有互相联合……补救在哪里？我们应该要求一些保护措施，像其他文明国家一样。”[37]
10月，张伯伦在纽斯卡尔谈到小麦和谷物短缺的问题时，再一次表达了对帝国特惠制度的支持，他认为在没有征收进口税的情况下，同样会导致高价面包的出现，因此，食品的短缺与税收毫无关联：“供应不足只有一个补救的方式，就是增加供应的资源，你吁求殖民地，他们就会回应，不需要任何的刺激和鼓励。他们将向你们提供永不衰减的、永远足够的供应。”[38]
尽管张伯伦到处奔走，游说帝国优惠的好处，却仍然不能实现他的帝国联合梦想，原因是他忽视了殖民地人正在形成的民族感情。移民为了生存，逐渐适应了新的土地，尽管他们保持了宗主国的习俗和传统，却逐渐形成新的认同。例如，加拿大的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法国和英国，他们在共同的土地上弥合了两个族裔的差异，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形成了加拿大国家。在与德国的竞争中，澳大利亚也出现本土意识，宗主国考虑的是帝国与德国的关系，澳大利亚考虑的却是它自己的利益。换言之，当殖民地需要母国的时候，母国只维持松散的关系；当母国要求联合时，殖民地已经没有这样的要求了。
经济利益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殖民地不可能永远满足于向宗主国提供原料、接受宗主国的工业品，它们希望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建立自己的市场。澳大利亚在所有的殖民地中，首先对宗主国采取关税保护，随后加拿大为了对付美国商品的倾销，保护市场和国家的生存，也执行了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税政策，麦克唐纳把它称为“国家政策”。由此可见，殖民地与宗主国利益的不一致已经十分明显，而且任何一方都不愿意妥协：英国不愿意放弃殖民地市场，因为它是英国强大的保证；殖民地不愿意永远成为宗主国的市场，因为它是发展和生存的障碍。
当两种利益失去平衡时，张伯伦仍然对殖民地的“忠诚”坚信不疑，他认为帝国联合可以提高整个帝国的实力，使英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张伯伦的一厢情愿是英帝国的无奈选择，帝国的梦想已经离英国人越来越远。有趣的是，英帝国的出现是英国谋取海外利益的结果，而英帝国的失败却是殖民地人民寻求利益的结果。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一种民族主义造就了英帝国，另一种民族主义摧毁了英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