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注重家教
范仲淹对子侄的管教也很严。在他挂帅征讨西夏时，为让儿子能在艰苦环境中得到锻炼，便将长子纯佑带在身边，让他与将士们同吃、同住、同战斗。当庆州修筑大顺城时，又派纯佑前去防守。在那儿，纯佑每遇西夏兵来进攻，边守城边出战，有力地阻击了来犯之敌。通过相当一段时间的火线锻炼，纯佑深入具体地了解了军旅生活，很快成长为能文善武的全才。
范仲淹任邠州兼陕西四路沿边安抚使时，他的其他几个儿子还都居住在京师。他惟恐孩子们走错了路，曾多次写信教导他们。其中一封写道：京师不同于其他地方，要少讲怪话，少论曲直，万不可因得小名而招来大的后悔；与人交往要少些，凡有利可图时，一定要想到后果。还特别强调说：“只要勤学奉公，不必担忧前程。千万不要随便写信求人荐拔，只有切实提高自己的才干才是最好的途径。”
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结婚时，女方父母为显示荣华，特为女儿陪送了一顶十分精美的丝罗帷幔做嫁妆。范仲淹获悉后很不高兴，专门找来纯仁训斥道：“罗绮非常珍贵，你们怎么可以用来做帷幔呢?我们家向来清简朴素，你们不可败坏家风。”还表示：“若将帷幔带入家门，吾将当众焚之于庭!”纯仁一听，即托人速商岳家。所以，其婚礼办得非常朴素。
范仲淹对其他亲属的教育也一向十分关心。有一次，范仲淹的一位侄子当了官。在他上任之前，范仲淹又专门写信嘱咐他：“你为官要小心谨慎，不得玩忽职守，与同事和睦相处，注重礼节，有事只和同事商议，不要同公差商量，不要纵容乡亲到属下来兴贩取利。”还说：“咱们家一向为官清廉，不要牟取私利。你看我的一贯表现，有没有为自己谋私利?自己做个好榜样，家中也都学着做好事，只有这样，才能光宗耀祖!”
对那些没有外出做官的侄儿们，范仲淹也常常通过弟弟仲温，叮嘱他们不要给当地州县添麻烦；如果哪个惹是生非，一定要严加追究!
在范仲淹的悉心教育、培养下，他的四个儿子也都先后做了官，二子纯仁还曾当了宰相。他们无不为政清廉，留下了好的名声。
六、晚节花香
范仲淹晚年时期，他的孩子和弟子们鉴于他始终没建造过一个像样的宅第，便联合出资，要为他在洛阳兴建一处宅院，作为他的养老之地。而他却说：人有精神上的快乐和形体上的享受，只要精神愉快，形体上的享受是次要的，住宅好坏更不值得一提。他还专此做了一首诗，其中写道：“身甘一枝巢”、“富贵非我望”。意思是说，他不期盼个人的享乐，能像小鸟那样有个窝就心满意足了。
与此同时，范仲淹却利用自己多年节省下来的俸禄在其家乡苏州吴县创办了义庄和义学。所谓义庄，就是他买田十余顷，雇人耕种，“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为使义庄的收入分配合理。他还亲自制定了包括管理、分配办法在内的《义庄规矩》十三条。所谓“义学”，是他以义庄中的部分收入为经费，为族人提供免费教育，以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并造就一批新人。在立《义庄规矩》时，范仲淹还要求自他开始，以后族人中凡有做官者，一律捐献其薪水，资助义庄和义学，从而确保它经久而不衰。
范仲淹创办“义庄”、“义学”后，由于效果显著，朝野名士竞相效仿。如吴奎创办了“吴氏义庄”，韩挚创办了“韩氏义庄”，向子诬创办了“向氏义庄”。此后，宋、元、明、清各朝代，也都不乏效法者。但大多数义庄都过早夭折，惟范氏义庄任凭风云变幻，一直延续了近千年。究其原因，与范仲淹重视家族人才的培养大有关系。
范仲淹于皇祐四年(1052年)正月徙知颖州，于中途徐州病逝，终年64岁。他的去世，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哀痛，甚至羌族同胞也为之痛哭，并斋戒3日。宋仁宗悲伤不已，亲笔为他的墓碑撰额，并称之“褒贤之碑”。其后，谥“文正”；其著作被收入《范文正公集》。宋人钱公辅还总结他的一生，将他誉为“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功名满天下”的“三满式”人物!包拯
包拯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公元999－公元1062)
近千年来，包公在历代人民的心目中，一直是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包青天。今天，包公的形象仍然活跃于戏曲、小说和民间传说里。
官场生涯
包拯，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 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 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 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 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
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水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
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
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 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 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 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 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 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 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 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拯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
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 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
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 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 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
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我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 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
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 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榨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 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 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
包拯画了地图，拿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 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 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
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也是维护平民利益。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5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属江西)人。他不但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和金石学的创始人，而且是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清官之一。
欧阳修4岁丧父，从此家境困难。幸亏得到叔父欧阳晔抚养、教育，才得以继续求学。他21岁时考入北宋最高学府国子监，24岁中进士，从此走上仕途道路。
此后，欧阳修曾先后担任过40个官职。其间，随着宦海风云的变幻而多次起落。他曾一度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堪称地方大员；也曾任龙图阁大学士且权知开封府，因此而成为包拯的前任；曾代表礼部主持过科举考试，也曾担任过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但无论公务多忙，他从未放弃他所热爱的文学事业，并在诗、赋、文多方面取得了杰出成就，从而成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一。
一、举荐贤能
欧阳修曾一度担任谏官，有权评论时政和朝臣的功过；代理过吏部流内铨，直接决定地方官员的升降赏罚；负责过三班院，主管武官三班使臣的注拟、升移和酬赏；还曾官至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成为当朝执政，获得了爵禄最高等级。其间，他广揽人才，培养、提拔了一大批新人，如包拯、张壤、苏轼、苏辙、曾巩、程颖、张载、俊彦、章望之、王回等等。还有人一一核实后说：在“唐宋八大家”中，唐代2人，宋代6人；而在这6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5位，都是欧阳修推荐提拔而成名的。
曾巩是欧阳修的江西老乡，比欧阳修年少12岁。他22岁那年赶考，结果名落孙山。欧阳修为了鼓励他，特意为他写了篇《送曾巩秀才序》，并收他为门人。数年后，曾巩再次赶考，终于中了进士。欧阳修很高兴，遂向宰相杜衍推荐他，说“进士曾巩者，好古为文知道理，不类乡间少年举子”，希望有所任用。不久，又写了《举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的奏议，说“太平州司法参军曾巩，自为进士，已有时名。其所为文章，流布远迩。志节高爽，自守不回……臣今保举，堪充馆阁职任，欲望圣慈特赐甄擢。”还表示：“如后不如举状，臣甘当同罪!”恳请皇上予以重用。结果，曾巩被晋升为实录检讨官，接着又不断升迁，从而成为朝廷名臣。
对于朝廷要员，欧阳修也择优推举他们担任更重要的职务。例如：他写有《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札子》，向皇帝举荐韩琦、范仲淹可重用掌国。他还写有《论乞主张范仲淹、富弼等行事札子》，请求皇帝坚信范仲淹、富弼等人。
欧阳修一直到告老还乡之前，还向宋神宗推荐了3位未来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当这一消息传出后，顿时在文武百官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因为这3个人都与欧阳修有着很深的矛盾。
首先是司马光。欧阳修和司马光在不久前的“议濮”事件中，简直是势不两立。“议濮”是指讨论濮王的谥号问题。濮王赵允让是宋英宗赵曙的生父，而宋仁宗赵祯则是赵曙的继父。赵曙应如何尊奉生父濮王?是称之为“皇”、“皇父”?还是称之为“伯”、“皇伯”?大臣们意见分歧很大。欧阳修坚持尊濮王为皇。他的理由是：“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父母之名。”司马光坚决反对这一论调，并攻击欧阳修是“邪议”，是“以枉道说人主”。因此，他要求罢免欧阳修的官。
其次是吕公著。欧阳修与吕公著之间的关系也异常紧张。早在庆历年间，范仲淹当权，行“新政”，欧阳修是大力支持者。新政失败，朝野沸腾。许多人落井下石，把范仲淹说得一无是处，还联合上书仁宗皇帝，要求罢免范仲淹。值此关键时刻，欧阳修毅然站出来，舌战群儒，并上书仁宗，慷慨陈词，竭力为范仲淹辩解。而吕公著此刻也站了出来，针对欧阳修的说词逐条批驳，还列举欧阳修如何支持范仲淹，甚至把他说成“范党”，要求仁宗也罢他的官。其结果，由于寡不敌众，弱不胜强，范仲淹被贬出京都。欧阳修也随之一落千丈，被贬为小小的夷陵县令，在地方一干11年，待重返朝里时已经须发斑白了。
至于王安石，欧阳修与他也有过极不愉快的事。那是王安石初仕之时不认识欧阳修，而分外关心王安石的曾巩劝他结识欧阳修。王安石生就的倔脾气，并由此人称“拗相公”，说什么他也不去。而欧阳修也曾一度过于清高，只佩服韩琦一个人，还曾因事叹息说：“累百欧阳修，何敢望韩公”。后来王安石见到了欧阳修，想起他那句自谦并称誉韩琦的诗句，就故意吟道：“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用以嘲戏欧阳修。这对自负而资格又老的欧阳修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但是，而今欧阳修一札荐三贤，而三贤又都是这些人。是欧阳修忘了司马光与他唇枪舌剑的“议濮”之争?是他忘了吕公著奏本致使他在外漂泊11年?是他忘了王安石作诗戏弄之辱?不少人百思不得其解。但了解欧阳修的人却认为：他之所以如此，完全是把个人恩怨置之一边，而一心想的是宋王朝的利益。
二、纠劾佞臣
在竭力荐贤的同时，欧阳修也在坚决辟佞。
在欧阳修《论凌景阳三人不宜与馆职奏状》中，说凌景阳、夏有章、魏廷坚“皆有赃污，著有刑书”；在《论赵振不可将兵札子》中，说赵振“人品庸劣，全不知兵”；在《论苏绅奸邪不宜侍从札子》中，说苏绅“奸邪天下共恶”；等等。不但给对方定了性，而且列举了大量事实，使仁宗皇帝不得不相信，不得不准奏。
当然，欧阳修也有攻劾的主要目标：那就是多年担任宰相的吕夷简。他曾先后写过《论吕夷简札子》、《论吕夷简仆人受官札子》和《论止绝吕夷简暗入文字札子》等，说“以夷简为陛下宰相，而致四裔外侵，百姓内困，贤愚失序，纲纪大隳。二十四年间，坏了天下”。还说：“人臣大富贵，夷简享之而去；天下大忧患，留与陛下当之。夷简恶贯满盈，劣迹彰著”，因此，他建议皇上不仅应当罢免吕夷简的官，还要断绝与他的一切往来。
数年后，陈执中担任了宰相。欧阳修鉴于他的所作所为，又将他作为众矢之的。在其《论台谏官言事未蒙听允书》中，怒斥陈执中“使陛下上不顾天灾，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学无识、陷邪狠愎之执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于陛下，而反损圣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不图至于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损也”。还说：“执中为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学无识，憎爱挟情，除改差缪，取笑中外，字私秽恶，流闻道路，阿意顺旨，专事逢君，此乃谄上傲下愎戾之臣也!”
欧阳修的这封奏议呈上不到一个月，陈执中便被罢免了宰相，贬任为毫州通判。
三、施惠百姓
作为谏官，欧阳修不但荐贤、辟佞，批评朝政的阙失，而且在如何防治自然灾害、直接施惠百姓方面，也写有许多奏疏。
当时，黄河在中原一带已成悬河，洪水来时，灾害极大。大臣李仲昌为消除黄河下游的水患，建议朝廷在六塔镇开一条新河，把黄河之水引入黄河故道，再从故道直接出海。欧阳修认为：黄河为水势凶猛的大河，夏秋间一旦泛滥，流量极大。若照李仲昌的方案行事，不但劳民伤财，还会造成误导。一旦有决堤之险，简直不堪设想。为此，他多次向有关人员进行劝阻。
恰在这时，北方的辽国之王去世，新主继位，仁宗委派欧阳修出使辽国。临行前，欧阳修又连续写了《论修河第一状》、《论修河第二状》，直接上奏仁宗。半年后，欧阳修完成使命刚回京，一听说有关部门已动用民工30万，工料不可胜数，正按李仲昌的设想而施工，又急忙向仁宗呈送了《论修河第三状》，坚决反对这一冒险计划。他大声呼吁：“更审利害，速罢六塔河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选一二精干之臣，与河北转运副使，及恩、冀州官吏，相度堤防，并力修治，则今河之水不至为大患……不必求奇策立难之功，以为小人侥冀恩赏之资也。况功必不成，后悔无及者乎!”
然而，欧阳修这次一而再、再而三的谏阻却没有引起主政者应有的重视，六塔河工程仍在进行。待李仲昌决定把黄河水引至黄河故道的当天晚上，六塔河决了口，滔滔黄河水**，冲人华北大平原，致使畿内、京东西和河北一带被水淹了2个多月。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四处乞讨，政府不得不多方调粮，尽力赈灾。李仲昌由此而被流放英州。临行前，他深悔自己当初没听欧阳修的话。
此后不久，京师一带又暴雨成灾，全城大街小巷全都变成了大河小港，10多万人无家可归。欧阳修又连上了《论水灾疏》、《再论水灾疏》和《再论水灾状》，建议京东京西两路各差一使，具体负责赈灾事宜。他还巧借天灾示警，请求仁宗立太子、重良臣、防止手握兵权的将领发动政变等等。同时，还请求调拨50～70万石大米，以赈济大旱的江浙地区。
四、克己扬贤
欧阳修是个非常重视个人名誉的人。但为了顾全别人的名誉，他又往往不顾他人的诽谤，甚至主动将个人殊荣转让别人。
欧阳修有位好友名叫苏舜钦，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庆历革新时，苏舜钦积极参加范仲淹的新政。后来，他受其岳父杜衍宰相的“罪名”株连，被劾除名。直到庆历八年才复官为湖州长史。但为时不久，却因病而亡。遗憾的是，他当年“被劾除名”的“罪名”却始终未有平反。数年后，苏舜钦的妻儿迁葬其骸骨时，欧阳修毅然为他写了墓志铭。其中，除记载他的生平事迹，赞扬其文学才能，还称他“世之君子”、“当为国家乐育贤材”。他甚至还抱怨时人太势利，说“至今无复为君言者”!
欧阳修曾奉旨和宋祁等人一起撰写《新唐书》。脱稿后，仁宗又下诏：命他对自己撰写的纪和志两部分，以及宋祁撰写的150卷列传部分，一起加工润色，使该书文体一致起来。然后按照惯例，不管由几个人合撰，只署职位较高的人的名字。当时，欧阳修身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而宋祁只是一般的翰林学士，显然是只署欧阳修的大名。但欧阳修认为：论年龄，宋祁比自己大；论辈分，宋祁比自己长；论编书所付出的努力，宋祁又比自己多。何况宋祁也是公认的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在学术上素有真知灼见，而且造诣颇深，怎好修改他的文章?哪能埋没他的功绩?于是，他反复奏请仁宗收回成命，既不要修改宋祁的文字，也不要漏掉宋祁的大名。仁宗深为欧阳修克己扬贤的精神所感动，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新唐书》纪和志部分的署名是欧阳修，而列传部分的署名则是宋祁。
欧阳修享年69岁。他死后，哀荣甚隆。朝廷称赞他“以文章革浮靡之风，以道德镇流竞以俗，挺节强毅而不挠，当官明辨而莫夺”。随后赐谥号“文忠”。其后，朝廷对他追封不断。如宋神宗赵顼元丰三年(1080年)追赠太尉；元丰八年(1085年)追封康国公；宋哲宋赵煦绍圣三年(1096年)追封兖国公，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年)追封秦国公；而在政和三年(1113年)，又追封为楚国公等。赵扑
赵抃(1008～1084年)，字阅道，号知非子，宋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他于宋仁宗赵祯景祜年间(1034～1038年)中进士，初任地方官多处，后以政绩显著而升为殿中侍御史。由于他弹劾不避权贵，被时人称为“铁面御史”。
一、秉公执法
景祜元年，赵抃刚刚担任武安军节度推官，就遇到一位县民伪造印信案。法官审理后，将那人判为死刑。赵扦重新审核了有关案宗，发现印信是造在大赦之前而用在大赦之后。根据当时的法律，赦前不用，赦后不造，都不当死。所以，他将那人改判了他刑，从而避免了一桩冤案。
不久，赵抃改任宜州(今湖北宜昌市)通判。当时，州内发生了一桩杀人案。凶手已被逮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尚未等到开刀问斩，那人却患了重病。赵抃马上派医生为他诊治，等病愈后再行刑。人们听说此情，无不称赞赵扦的人道仁爱之心。
数年后，赵抃被调任为泗州(今江苏盱眙西北)通判。上任不久，发生了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将士图谋兵变、准备杀死濠州太守的事。原因是：濠州太守在发给官兵廪赐时，弄虚作假、中饱私囊，由此而激起了民愤。濠州太守得知后惊恐万状，但又束手无策，只好天不黑就紧闭城门，自己龟缩在家中不敢出来。值此危急关头，转运使派赵抃前去稳定政局。赵抃一到濠州，立即张榜示民，揭发那位太守的犯下的累累罪行，并将他和他的主要帮凶捉拿归案。军民见赵抃如此公正，愤怒的情绪迅速平定下来，一场即将发生的兵变也随之不了了之。
此外，赵抃在任成都知府时，还针对妖祀聚众闹事，只处斩了首恶者，其他人均被释放；刁民李孝忠纠集200多人私造符牒、度人为僧案，也只是判斩了李孝忠一人。凡此种种，都受到人们的好评。
二、自我反省
赵抃一向严于律己。据《宋稗类钞》记载，他每天晚上都烧天香，捧着香虔诚地向上天祷告一番。有人问他：你在向上天密告什么呢?他说：不是什么密告，只是把我自己白天的所作所为，向上天禀告一下。接着，他又解释道：我对天说的话，上天也不一定就听到。我所以这么做，只不过是自我检查。如果连自己也说不出口，那就是做了不该做的事，也就知道应该加以警惕了。
在成都，赵抃就差点儿做了件他不该做的事。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官妓，名叫戴杏花，长得分外俊俏。他指着她头上戴的花，开玩笑地说：“头上杏花真有幸，”不料，戴杏花应声答道：“枝头梅子岂无媒。”显然，这是她乘机向他抛出了一个诱饵。赵抃一听，不禁心动起来。晚饭后，他问一位值夜班的老兵认识不认识戴杏花?那老兵点头说认识。他说：你去替我唤来。老兵应声而去，但妓女一直未来。于是，他又派另一个去催。那人还没去，他突然想到了烧天香的事，不由得反悔起来，连忙对那人说：不用去了。这时，那位值夜班的老兵忽地从幕后走出来，笑着说：我估计您这个念头过不了一个时辰就会消除，所以，我虽然答应去唤她，实际上并没去。赵扦听罢，高兴得连连点头。
三、造福百姓
赵扦无论在何地任官，都是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努力为百姓谋福利。
在他任睦州(今浙江建德)知府时，因睦州每年都要向杭州官府供应大量牛羊，致使百姓不堪重负，他便立即上奏陈情，奏请免除。睦州盛产茶叶，但当时的茶税征收十分混乱，没有茶地的农民也要负担沉重的茶税，致使很多人怨声载道。赵抃闻讯，又马上核查茶地的占有情况，一一登记在册，将无茶地而承担茶税者，“奏蠲之”。
赵抃在担任虔州(今江西赣州市)知府前，虔州曾一度被人说成“地远而人好讼”，“素称难治”。他到任后，采取了“严而不苛”的政策。有一天，他将所辖各县的知县都叫到州府，告诫他们要“人自为治”，处理政事不得拖延迟滞，推诿州郡。并当众宣布了一项奖惩条例：凡横行不法，政事昏暗，从而导致该县生产上不去者，从严惩处；凡忠于职守，勤政廉政，从而使百姓积极垦荒，生产发展，人口增殖者，一律酬赏并议其升迁。众县令听罢，无不兴高采烈，从此竞相尽力于政事。一向被视为多事的虔州，也迅速变成了“虔事为少”，“狱以屡空”。赵抃趁此良好的势头，又抓紧时机“改修盐法”、“疏凿潼灨石”，还“造舟百余艘”，大大促进了长江流域与岭南的经济联系，明显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四、拯救灾民
熙宁八年(1075年)，吴越大旱，颗粒无收，半数以上的百姓惨死于饥饿之中。时为资政殿大学士、右谏议大夫的赵扦，奉命承担起了拯救灾民的重担。
赵抃一到吴越，马上组成专门的调查班子，对各县有多少灾民、有多少可以自食其力的、多少需要救济的、所储粮可发多少人、富人可募捐多少粮等等，一一登记在册，然后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始了救灾活动。
首先，他多方筹集救灾物资，除发官粮5万3千石，还要求富有人家以平价卖粮，要求僧人、道士开仓赈济。并明文规定：饥民向富人借钱，富人不得拒绝；待到丰年时，由官府负责督促借款人还账。
第二，发粮赈饥。他规定：官府发给每人每日一升粟，小孩减半。同时，还设立了一些官粟出粜所，以平价卖给百姓，鼓励和帮助百姓开展生产自救。
第三，切实做好善后事宜。当时，饥民无以自活，弃婴很多，赵抃一一收养。死而无人葬者，由官府一一收殓。鉴于饥荒之后又瘟疫流行，赵抃还专门设立了10多所病坊，无偿地给病人提供医药食品。
其间，赵抃为赈济灾民，几乎竭尽了自己所有的家资。为统筹指挥救灾事宜，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有时虽感疲惫不堪，仍旧“力不少懈”。
经过赵抃一番艰苦努力，吴越一带虽然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天灾，但灾民们“生者得食，病者得医，死者得葬”，这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少有的。
五、弹劾权奸
赵抃升为殿中侍御史之后，鉴于当时的宰相陈执中不学无术，无力治事，只会一味地逢迎仁宗，便立即谏请仁宗远小人，亲君子。他说：“小人虽小过当力排而绝之，乃无后患”；而对贤人君子，“当保持爱惜”。
有一次，陈执中府里一位名叫迎儿的女奴被活活打死。有人检举说，她是陈执中亲自行杖而死的；也有人说，她是陈执中的小妾阿张虐杀的。无论死于何人之手，都属于主人陈执中之罪。但由于陈执中骗取了仁宗的信任，一直逍遥法外。赵抃一再上疏，坚决请求仁宗将陈执中法办。然而，仁宗仍不准允。赵扦一怒之下，连续上疏20多次。其中，他在一份奏章中将陈执中近些年来所犯罪行一一罗列，分为不学无术、错置颠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仇嫌僚、排斥善良、狠愎任情、家声狼藉8大类，再次奏请仁宗尽早降黜陈执中。与此同时，名臣欧阳修等也在弹劾陈执中。仁宗这才醒悟，遂罢了陈执中的官。
在宋代，党派斗争十分激烈。一旦奸佞当道，贤良蒙冤的事屡见不鲜。直臣吴充、鞠真卿等，曾为奸臣所劾被贬出京；清官马遵、吴中、吕景初等，因弹劾奸臣遭报复，被逐出京城。素以廉方公正的欧阳修，因受奸臣围攻，也不得不主动提出调往外郡。赵抃：忍无可忍，又挺身而出，抨击奸人盈朝“致正人贤士纷纷引去”。他要求仁宗召回吴充等被逐者，挽留欧阳修。经他独力奋争，终于使“被逐者皆召还”，“一时名臣赖亡之安”。
赵抃一生勤于政事，“不治赀业，不蓄声伎，自奉其俭”。后人曾赞誉他“有郑子产之政，晋叔向之言，东郭顺子之清，孟献子之贤”；一代名相韩琦也称颂他：“真世人标表”。查道
查道(?～1018年)，字湛然，宋歙州休宁(今属安徽)人。他于端拱元年(988年)举进士名列第一，从此走上仕途。后在寇准等人的荐举下，官职不断升迁。曾历任著作佐郎、遂州知州、秘书丞、果州知州、虢州知州等职务。
一
史书上说，查道自幼沉稳聪明，刻苦好学，但家中十分贫寒。在他赶考时，竞连路费也没有。其亲族为了他的前程，一起凑了一些钱，才打发他上了路。
查道在赴京的路上，原想顺便去拜望一下父亲的老朋友吕翁。不料，吕翁刚刚病故。由于他家也一贫如洗，其兄为给他办丧事，只好打算将女儿卖掉。查道得知此情，立即解囊相助。接着，又为其女选了一位好人家，并出资购买嫁妆，帮她完了婚。而自己却囊中空空，不得不以卖字等方式挣点钱充当盘缠。
查道做官不久，他的一位好友也因病而亡。因其家贫，死者生前已将自己的女儿典押于人。查道闻讯，又马上出钱将她赎了回来，并将她许配给了一个士族家的贵公子。
后来，查道做官多年却依旧家中贫穷。究其原因，一是他本人廉洁奉公，从来不贪不占；二是他家中长年养着许多鳏寡孤独、无依无靠的亲族。他那“禄赐所得，散施随尽，不以屑意”。而且，谁越是贫穷，越是无人与之交往，他越是“待之以厚”，赒给越多。
与此同时，查道本人却极为节俭。平时，他吃的是粗茶淡饭，穿的是粗布衣衫，家中陈设更为简陋。有时候，甚至一天只吃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