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查道一向严于律己，处处维护老百姓的利益。
在他担任地方官时，有一年夏天他带着属下外出视察，由于天气炎热又长途跋涉，不禁饥渴难忍。这时，正好路过一片大枣林。其随从们见树上挂满了又酸又甜的大枣，无不馋涎欲滴。其中，有两个人还不约而同地伸手摘了一些，送给了查道。查道见枣已摘下，但枣树的主人却不在场，不由得皱起眉来。最后，他只好按照市场上的价格，“挂钱于树而去”。
在严于律己的同时，查道对当时许多官吏徇私舞弊、贪赃枉法非常愤恨。他曾专门上疏皇帝，揭露了地方上的诸多丑恶现象，并建议：朝廷派出的转运使和副使，不应当只限于审查钱谷之类，还应该负责起对郡县官吏的考察。他说：若不这么做，就不能惩恶劝善，朝廷在每个转运使回朝复命时，应先令其陈述他们奏黜贪猥者多少人，举荐贤能者多少人。朝廷再根据他们的政绩，及时给予赏罚。当时的皇帝宋真宗认为言之有理，当即采纳了他的意见，并形成了一项制度，从而成为官吏考察的一个重要渠道。
三
在查道担任果州(今四川南充)知州期间，以王小波为首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已被镇压下去，但仍有200多人在果州一带依险筑栅，进行顽抗，皇帝下诏招之不下，地方官都建议用武力消灭他们。查道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这200多人是怕招安之后，再治他们的罪，所以才迟迟不肯走出山林。还说：这些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被连累的人。如果发兵围剿，必然残害生灵，决非上策。
基于此，查道穿上便服，骑上一匹马，带着几位仆从，不拿任何兵器，穿过近百里的密林沟壑，一直奔向那200人的住所。当对方发现他们时，还以为他们前来偷袭，一个个张弓搭箭，对准查道待射。查道不慌不忙，缓缓下马，向众人说明他的来意。这时，有人认出了他，对同伴们说：“他是郡守。听说他是一位仁爱之人，可能不会害我们。”接着，劝同伴放下了武器，恭听他的劝说。
查道向他们讲明道理之后，又表示既往不咎，从而将那200多人带出了丛林。随后，查道果然将他们“悉给券归农”，使他们避免了杀身之祸。
天禧元年(1017年)，身为朝廷要员的查道患了耳聋症。他觉得难以应付皇帝的提问，便多次上表请求调出朝廷。随后，他被任命为虢州(今河南灵宝)知州。一到任，他见该州正闹蝗灾，饥民哀鸿遍野，不等上报朝廷，就决定拿出官仓粮食赈济灾民。接着，又发给灾民4000斛小麦作种子，鼓励他们生产自救。由于赈灾及时，措施有力，致使一万多人死里逃生。
查道病逝于虢州知州任上。死后，百姓们如丧考妣，纷纷为他送葬。朝廷闻讯，也派专人前去参加他的葬礼，给了他很高的评价。唐介
唐介(?～1071年)，字子方，江陵(今江苏南京市)人。他年轻时，曾做过沅江县知县、岳州知州、任丘知州和德州通判；进人中年后，开始在中央政府任职，先后担任过谏官、御史、龙图阁直学士知太原府和参知政事。由于他清正廉明，刚正不阿，被时人誉为“真学士”。
一、为民申冤
唐介始任沅江知县时，有一天，衙门外突然有人击鼓喊冤。唐介升堂问案，方知此人为县民龙氏之子。此前，龙氏因与他人发生田产纠纷，曾上诉到县衙。可气的是，前任知县昏庸无为，未辨明事实，便将龙氏定为诬告，加以罪徒至死。其子不服，屡屡到县衙鸣冤，但始终没能昭雪；而今一听新县令上任，遂又含恨而来。唐介弄清原委后，立即决定重审此案。于是，他亲自深人民间，多方查核事实；还去郊外田野，照田契进行实地丈量。接着，将有争议的田产进行了合理分割，为死者正了名，并命人对他进行了厚葬。其结果，不仅使争议双方心悦诚服，左邻右舍也无不拍手称快。
唐介就任岳州知州之初，当地有位姓李的人家，虽有家产万贯，却并未为富不仁。一些州县官吏因为患了“红眼病”，经常找些借口前去他家敲诈勒索。后来，为达到全部侵占其资产的目的，竟诬陷他每年都杀家奴以祭鬼神，将其全家老少100多人悉捕入狱，并施以种种酷刑逼供。然而，捏造毕竟是假的，因缺乏证据而使此案久拖不决。唐介到任后，上司鉴于他“以其治有能名”，便将此案移交于他。为此，他一连几天几夜审阅案宗，传讯证人，严加考究，迅速查明这是一桩不法之吏制造的特大冤案。于是，马上予以平反昭雪，并准备严惩有关污吏。然而，唐介的前任却反咬一口，指责唐介徇情枉法，并上诉到朝廷。宋仁宗赵祯见案情复杂，遂命殿中侍御史方偕去岳州复审。亏得方偕一一核验后，维持了唐介的判决，从而使李氏一家获得赦免，并使那群鱼肉百姓的不法之徒全都被绳之以法。
二、勇斗强暴
唐介在任岳州知州期间，岳州有一塘水，夏秋季节常常造成水灾，淹没附近几个村庄的农田，致使百姓难以维持生计。但该塘为大宦官杨怀敏所侵有，百姓无可奈何。更可恶的是，杨怀敏为了霸占更多的土地，除了恣任塘水横流，还妄图将受害的11村百姓赶出家园，以其地储蓄洪水。由于杨怀敏势高权大，历来都是“州县畏其势”，“不敢言”。唐介却挺身而出，亲自同杨家交涉。当交涉不果，又毅然“调集丁夫起筑堤堰，横亘十余里”，以“阻障洪水横溢之道”，从而确保了周围村民的利益。其间，杨怀敏虽然十分恼火，但碍于唐介誉满朝野，又怕众怒难犯，也只好听之任之。
当唐介担任德州通判时，德州一带正遭受严重的水灾。时任河北转运使的崔峄利欲熏心，竟想趁此机会，将库存的粮食、布匹以大大超过市场的价格贷给灾民，以便从中牟取暴利，中饱私囊。唐介得知后，立即上书安抚司，明确指出：“今河北连年水灾，民不聊生，转运使崔峄非但不恤抚黎民，反而趁机牟利，应严加禁止。”崔峄闻讯大怒，一面编出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一面给唐介施加压力。最后终因唐介力争不屈，致使崔峄的罪恶计划落了空，使灾区百姓避免了一次雪上加霜的剥削。
三、犯颜直谏
唐介所生活的北宋时期，尽管实行了“田制不立”的国策，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和兼并，但政府仍控制不少官有土地，出租给农民，征收赋税，以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但一些皇亲国戚，却依仗自己特殊的身份和权势，千方百计地以低价收买官地。对此，仁宗皇帝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时为御史的唐介得知后，立即上书仁宗，建议他立即刹住这股歪风。他说：皇亲国戚若勋高绩显，则应赐给其土地，何买之有?若对国对民本无勋劳，反以低价买官地供个人享乐，则为损国之举。宋仁宗看罢奏章，虽然心里不高兴，却觉得条条在理，也只好采纳了他的建议。
不久，内侍们为供仁宗享乐，在启圣院制造了一种“龙凤车”，饰以金玉，蒙以绢帛，华丽无比。唐介认为：此属毫无实用价值的挥霍浪费。不管仁宗高兴不高兴，又奏请他立即罢止。
此后，唐介又鉴于同僚张尧佐在极短的时间内连升数级，身兼数任，认定这是宰相文彦博结党营私所致，便上疏弹劾文彦博，揭露他在过去当益州(今四川成都市)知州时以奇锦交结宫掖，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才步步登上高位；他而今拉拢、袒护张尧佐，是为了“益固自结”，坚请仁宗罢免文彦博的宰相之职。仁宗大怒，随手将他的奏折一扔，声称要把他轰出朝廷，贬谪边远地区。他却毫无畏惧，仍慨然道：“世忠愤所激，鼎镬不避，何辞于谪?”接着又当面质问文彦博：“有是事乎?”仁宗更加气愤，遂令枢密副使梁适把他赶下殿去。而“介立殿不去，犹争益切”，致使仁宗瞠目结舌，竟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后来，唐介果然被气急败坏的宋仁宗贬到了岭南的英州(今广东英德)。但其刚正之气耸天下，赢得了更多正直之士的敬仰和拥戴。所以，仁宗死后，继位的英宗赵曙很快提拔他为龙图阁直学士兼知太原府。英宗死后，继位的神宗赵顼又晋升他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
唐介病逝于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病重期间，神宗还派御医为他诊治，并亲自到他府上去慰问。死后，准他葬于金陵府。司马光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宋代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县南旧夏县)涑水乡人。
据说，司马光6岁时开始读书，学习非常刻苦。稍大一些时，晚上睡觉竟以圆木为枕，称为“警忱”，只要木枕一滚动，他就能从熟睡中醒来，接着起床苦读。由于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好学，还能举一反三，所以少年时代便名扬乡里。流传至今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也说明了他当时的有关情况。
司马光15岁时，由于他的父亲司马池任兵部侍中，官居四品，而按照宋朝的恩荫制度，六品以上的大臣子弟可以补官，所以他也恩补人仕，被授予将作监主簿。但是，他刻苦读书的习性有增无减。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此后，他被朝廷先后任命为礼部判官、华州判官、苏州判官，随后又任评事、直讲、大理寺丞等职。治平四年(1067年)，升任翰林学士、御史中丞，从此官职不断升迁，一直升至相位。
一、怀民以仁
司马光为政，同情百姓疾苦，主张“怀民以仁”。他认为：只有“利百姓”，才能“安国家”。所以，在他担任地方小吏时，除勤勤恳恳地完成本职工作，还经常深入民间，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调至中央部门后，司马光依旧关心下情，经常为民请命。
治平三年(1066年)，陕西一带发生严重旱灾，但朝廷却没给予应有的重视，还决定从那儿抽壮丁组成义勇军，并让百姓分摊费用。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司马光十分气愤，一连上了6道折子进行劝阻。其中，他对农民的疾苦绘述得极其详尽，还指出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一再强调此举是“欺蔽上天，诬罔海内”。当他发现宰相韩琦竟支持这一决定，又持札子赶到中书省同韩琦辩论。两人唇枪舌剑，进行了一场轰动朝廷的激战。
司马光为相不久，许州(今河南许昌)一带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饥殍遍野。司马光闻报，立即奏请皇帝发钱粮赈饥。并亲自草拟赈灾文书，令各州县立即开仓放粮。他还明文规定：各级地方官员，只要恪尽职守，赈灾有功，受到百姓的拥戴，都将受到表彰、赏赐；而玩忽职守，贪污受贿，弄虚作假，一律受到制裁；对那些因失职而饿死人者，还将严惩不贷。发文之后，司马光仍不放心，又特派专人赶赴现场视察灾情，监督救灾措施的具体实施。结果，由于政策到位，措施得当，受灾百姓及时得到了救济，没有饿死一个人，也没有外出逃难者。大家齐心协力，开展生产自救，很快度过了困难时期。
二、荐贤任能
司马光非常赞赏唐太宗李世民的那句话：“为政之要，惟在得人”。为利于朝廷得到更多、更好的人才，他针对当时在用人方面存在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不少好的见解和主张。如建立健全选人、用人制度；改革科举制，设十科举士；改进延访、荐举和按察制度；破除循资历、重门第的陈腐观念等等。熙宁元年(1068年)，他又向皇帝提出了选拔和提升对象必备的三个条件：一、“不爱富贵”；二、“重惜名节”；三、“晓知治体”。显然，前两条指的是“德”，后一条说的是“才”。“德”、“才”相比，以“德”为先。根据这一标准，司马光力于荐才，起用了许多清正廉洁之士。据史载，他晚年时曾将他一生中所荐之人汇编成册。后人一一加以考论，结果是“失之者不一二”。
司马光还非常注重人才的保护。早在他担任谏官时，发现苏东坡应试的文章立论新颖，多中时弊，富有开拓精神。但考官胡宿却对此不感兴趣，甚至还有些担心，无意录取他。为此，司马光一再表示：苏东坡有爱国忧民之心，实在是一个难得的贤才，“不宜黜”。对现任官吏，司马光也常常在皇帝面前开诚布公地进行评论，他曾多次说：王曾清纯廉洁；张知白刚正无私；鲁道宗质直如竹；而薛奎则敢言直谏。这些人，都属社稷之臣，应当重用。相反，马季良、罗崇勋之流不学无术，只知道阿谀奉承，应当撤销其一切职务，重加惩治。
有一次，皇帝刚刚为宦官头子任守忠加官晋职，司马光马上上疏议奏，说任守忠是“大奸”，是“国之大贼，人之巨蠹”；还说他“资性贪婪，老而益甚，盗窃官物，受纳货路，金帛珍玩，溢于私家；第宅产业，甲于京师。聚敛之心，曾无纪极”。他还建议皇帝将任守忠“斩于都市，以谢天下”。皇帝听罢他那慷慨激昂的陈词，虽然没对任守忠“斩于都市”，却将他贬到了京外。
三、清正廉洁
司马光基于“怀民以仁”的指导思想和“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自己率先做出榜样，始终勤政廉政，两袖清风，决不为自己及亲友谋取任何私益。
随着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增大，司马光的同学、同僚、亲戚、属下中也有不少人想通过他捞些个人好处。但是，却被他一一拒绝。为避免此类人“拉关系”、“走后门”，他干脆在自己的客厅内贴了一张告示。其中写道：凡来者若发现我本人有什么过失，想给予批评和规劝，请用信件交给我的书僮转我，我一定仔细阅读，认真反思，坚决改正；若为升官、发财、谋肥缺，或打算减轻罪名、处罚，请一律将状子交到衙门，我可以和朝廷及中书省众官员公议后告知；若属一般来访，请在晤谈中休提以上事宜。
司马光不但从来不收任何人送给他的礼物、礼金，而且连皇上的赏赐也不受。有一次，宋仁宗赐给他许多金银珠宝、丝绸绢帛，他却力辞再三，并诚恳地表示：“国家近来多事之秋，民穷国困，中外窘迫”，应将这些钱用到济民上。当却之不成时，他只好谢恩领取，但第二天便将珠宝全部上交自己所在的谏院，作为“公使钱”(即办公费)，将那些金银周济了一些贫穷的亲戚朋友。
司马光年老体衰时，他的一位朋友准备花50万钱为他买位婢女，以便伺候他。他当即谢绝，说：“我几十年来，食不敢常有肉，穿不敢有纯帛，怎敢拿50万钱买一婢女?”当他住在洛阳时，住宅坐落在城郊西北数十里处的一个僻陋小巷中，房子不过是一个仅能避风雨的茅草屋。在夏季，他为了找个纳凉避暑之地，便在草屋里挖地丈余，用砖砌成一间地下室。当时，由于王安石的同僚王宜徽、王拱辰在洛阳的宅第都是飞檐斗兽，华丽无比，所以民间出现了一句谚语：“王家钻天，司马入地。”
据《宋史》，司马光任官40年，只是在洛阳有薄田三顷。他的夫人去世时，无以为葬，只得卖田以充置棺榔。这就是人们一直传颂的司马光“典地葬妻”的故事。
四、严以治家
司马光在严于律己的同时，对其家人也要求甚严。在他的儿子司马康很小的时候，他除了教他读书、写字外，还非常注重对他品德的教育，培养他成为诚实、谦逊、节俭、爱他人的人。待儿子长大后做了官，又教他如何勤政廉政，为百姓谋福利。当他发现儿子在为人、为政、为学方面表现还可以，便将其教育的重点放在了节俭方面。
有一次，司马光特意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先现身说法，谈了自己的经历和观点。他说：“我们家本来就是清寒的，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至于我本人，从来不喜欢豪华奢侈。小时候，大人给一件华美的服装，就不愿意穿；考中进士后，别人戴花，自己也不愿意戴；只是出于对皇上的尊崇，才不得不勉强插戴一支。我认为，平时穿的能够御寒、吃的能够饱腹也就行了。但是，许多人却嘲笑我寒酸。对此，我从未后悔过。古代的人都把俭约视为美德，现在的人竟看俭约为羞耻，真是咄咄怪事!”
为了使儿子充分认识奢侈所带来的祸害，司马光对古往今来因奢侈而导致的严重后果进行了总结。他说：贪得无厌的人，当了官必然收受贿赂，贪赃枉法；不做官，在乡里也会偷盗行窃，作奸犯科。
接着，司马光又讲了几位以俭朴著称的人物的事，并重点介绍了宋仁宗时期的宰相张知白。
他说：张知白拜相后，生活仍保持过去在地方做小官时的水平。有人不理解，问他，他叹道：“我今天的收入，全家人锦衣玉食足够。然而，由俭人奢易，由奢人俭难。我今天的收入，不可能永久保持。一旦收入不如今天了，家人久过奢侈的生活又习惯了，一下子改不过来，就可能出事。倒不如无论我在职不在职，生前或死后，总这么一个标准!”
在信中，司马光还举了七件“以俭立名，以侈自败”的例子，并希望司马康不但自己记住这些事例和道理，还要身体力行，并向子孙后代进行同样的教育。
司马光担任宰相时，惟恐在老家的侄子们仗势作恶，又专门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其中，要求他们安分守己，谦恭退让，奉公守法，绝不许依仗他的权势而干扰官府，欺压百姓，使乡人讨厌。谁若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将命地方官依法严处!
司马光的子侄们牢记他的谆谆教育，经常照此而自警、自查、自省，确保了“清白的家风代代相传”，也由此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元祐元年(1086年)初，司马光重病卧床，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挣扎着坐起来，给另一位宰相吕公著写了一封信，说：“吾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
司马光去世后，皇太后大哭，马上同皇帝一起去吊唁。接着，又赠其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日“忠清粹德”。整个京师的人，也主动罢市，纷纷前去相府哀悼。有的人为了致奠，竞变卖了自己身上穿的衣裳。此外，史书上还说：“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数万人”；“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可见，其场面之大、之动人，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他曾在宋神宗时两次出任宰相，发动并领导了一次以财政经济改革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科举和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变法运动，以图富国强兵，重新振兴已经衰弱了的北宋王朝。
王安石变法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它所产生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王安石本人，也被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称之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
一、施惠百姓
庆历三年(1043年)春，23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由于他学富五车，极有才干，按宋制完全可以进入史馆、昭文馆、秘阁中任职。这也是一般士大夫为了飞黄腾达而求之不得的角色。但王安石不走这条路，他希望在地方做官。在他的争取下，庆历七年(1047年)担任了鄞县知县。
当时，鄞县地区跨江负海，水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水利失修，江水白白地流进了大海；一旦久旱不雨，百姓叫苦连天。王安石一到任，马上决定大兴水利。他发动百姓利用冬闲时问建造堤堰，修整陂塘，浚治川渠，并亲自到各地督促检查。结果，在二年多的时间内便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其间，王安石还发现每年青黄不接时许多人家断粮，不得不忍受高利贷者的高利盘剥。于是，又决定将官粮以低息贷给贫苦百姓，约定秋收后归还新粮。这一举措，也深受百姓们欢迎。
王安石在鄞县任满后，曾先后调任舒州通判、群牧司通判、群牧司判官和常州知州。嘉祜三年(1058年)，又担任了江南东路提典刑狱。不久，他发现现行的榷茶法存在严重弊端：官卖的茶叶，质劣且贵，老百姓买不起。为此，他上书仁宗皇帝，请求废除榷茶法，而改为商人运销、官府抽税的办法。如此一来，既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又方便了天下百姓，深受朝野称赞。
在担任江南东路提典刑狱时，王安石的夫人曾为王安石买了一位小妾，王安石很不高兴。当了解到那女人的丈夫是为了偿还债务，被迫以九百贯钱将她卖掉时，王安石更为不安。他马上将她退回，连已付的九百贯钱也不要了。
王安石在地方任职长达16年。其问，还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诸如“兴学校”、“严保伍”等等。后来，他总结16年的工作经验，针对社会时弊和民间疾苦，写了洋洋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以“法先王”为号召的改革方案。但由于仁宗暮气太重，英宗又在位太短，《言事书》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宋神宗赵顼即位后，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副相、首相，支持他推行新法。
二、变法维新
王安石上台之初，宋神宗曾问他：“卿所设施以何先?”他答道；“变风俗，立法变，最方今之所急也”。接着，提出了详细的变法维新的方案。神宗听罢，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全力支持。
于是，王安石迅速组织新班子，开始了长达16年的改革。在经济方面，他实行了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即根据百姓的借贷要求，政府在每年春夏两季低息贷款，以打击豪强大户对平民的高利盘剥；大兴水利工程，所需费用由当地百姓按贫富等级分摊：该服役的人若不愿服役。可向政府上交免役款，由政府雇人充役；设立“市易务”机构，管理市场和货物购销；丈量土地，清理赋税，按田亩多少和土质优劣，分别按照标准收税。在军政方面，他实行了裁减冗员和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即：将50岁以上的老兵全部裁减，只留精兵强将，以降低军费开支，并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减少禁军的频繁调防，加强军训，密切官兵关系；编民户为保甲，对保丁实行军训，使之平时维护地方治安，战时配合军队打仗；将官养马匹改为民养等等。
显然，新法几乎条条都有利于老百姓。但是，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一些大官僚、大地主纷纷攻击变法，大骂王安石是“贼臣”、“乱臣”。他们还根据当时个别地方出现的地震、山崩、久旱不雨，编造出王安石变法触怒上天的奇谈怪论，要求神宗罢免王安石。王安石对此不屑一顾，他指出：灾害是自然现象，与人的行为毫无关系；只要做得对，可任凭别人说长道短；祖宗的成法也是常变的，绝不能墨守成规。他还把此高度概括为三句话：“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数年后，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著成效。不但发展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从京师到地方的仓库“无不充满”，而“京师有七年之储”；国防实力也迅速增强，取得了收复熙河5州的重大胜利，还使宋王朝与西夏的军事对抗由被动挨打转变为积极进攻。
三、生活俭朴
王安石生性不喜好华丽的服装和丰盛的饮食，日常生活极其俭朴。
有一次，他儿媳家的亲属萧姓公子去汴京游览之余，特意穿上最好的衣服，兴致勃勃地去相府拜见他。萧公子认为王安石一定会以美酒盛宴款待自己，所以在得到热情的晤谈之后，仍忍住肚饿也不离去。
过了中午，王安石才理完公务。他得知萧公子仍在客厅，便约来共进午餐。仆人先是上了几盘家常菜，为主宾酌满了薄酒。萧公子暗自思忖：且不要急着吃喝，等会儿一定会上珍馐美肴。不料，王安石却命下人开始上汤进饼。萧公子这才大失所望，不得不挑了一点饼心吃了下去。这时，他发现王安石把自己去心的饼边、饼皮夹到碗里吃起来，不由得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便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去。
类似的事情屡见不鲜。史书上说，“王荆公性不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意思是，他一向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一年不洗一次澡，衣服脏了也不洗。他的这些习惯，曾一度遭到不少人的非议。苏东坡的父亲苏老泉，就为此攻击他“不近人情”，甚至还特地写了篇《辨奸论》，说是像他这样的人，“很少不是大奸佞的”。
四、为政清廉
王安石为政清廉，从不收取任何人的馈赠。
有一次，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地方官薛向听说他患有严重的气喘病，紫团参却对这种病有显著疗效，而自己又正好任职于人参产地，所以，特地在进京述职时给他带来了几两紫团参。但是，王安石说什么也不要。这时，有好心人劝他：“荆公，您治病非用此药不可，还是不要辜负薛大人的好意吧!”王安石却幽默地说：“我平生没有紫团参，不是也活到了今天吗?请你们不要再为此操心了!”
王安石生来脸黑。他的属下吕惠卿等人多方打听，得到了一个偏方：用澡豆洗脸，可以使脸变白。于是，又到处张罗，弄到了一些澡豆。他们满以为王安石会高兴地收下来，不料，他也诙谐地拒绝道：“我的皮肤是天生的，用澡豆洗脸又有何用!”
熙宁九年(1cr76年)，王安石在他第二次出任宰相时，见变法派内部分裂严重，尤其是神宗立场动摇，加上自己体弱多病，儿子王雱又英年早逝，遂力请解除相职，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将他降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当他离京而去江宁时，为了不给地方官和百姓添麻烦，决定微服而行。他租了一只小船，由黄河顺流而下。开船之前，还一再嘱咐仆人：“我虽前任宰相，但今已挂冠而归。若沿途有人问及我的姓名、官职，切莫对他们说实话!”
王安石临终之前，仍对其夫人吴氏说：“我死，不需挂念。只是散尽家财，广修善事罢了。”言罢，不能复语，不多时，便停止了呼吸。
王安石死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傅。后来，又赐谥号为“文”，配享神宗庙庭。崇宁三年(1104年)，又配享文宣王庙，所列地位仅次于颜回和孟子，追封为舒王。范纯仁
范纯仁(1027～1101年)，字尧夫，苏州吴县(今江苏吴江市)人。名相范仲淹之次子。他23岁中进士，但由于深受“父母在，不远游”思想的影响，不愿离开父母而外出做官，直到其父去世后才开始踏上仕途。并从知县、知州、给事中，一直升为宰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清官之一。
一
最初，范纯仁担任襄城县(今河南睢县)知县。他发现当地百姓不懂养蚕织布，就从其他地方聘来技师，教给他们有关技术。同时，鼓励他们种桑养蚕。他还专门作出规定：凡栽植桑树达到一定数额者，一旦犯有较轻的罪，可以酌情减罚。后来，百姓们都从种桑养蚕中得到了实际利益，无不对他由衷地感激。
当范纯仁改任襄邑县知县时，该县有一大片牧地直属朝廷而不归县管。有一次，卫士牧马时践踏了老百姓的庄稼，还和百姓发生了争执。范纯仁派衙役捕了这名卫士，将他痛打了一顿。牧主闻讯大怒，斥责范纯仁说：“卫士乃天子的卫士，你小小县令岂能如此大胆!”随后，向皇帝告了御状。范纯仁却争辩道：“养兵出于税亩，若是暴民田而不得问，税安所出?”皇帝认为他言之有理，遂将牧地划归所在县管理。
不久，襄邑县一带久旱不雨，禾苗日见枯萎。范纯仁预感到饥荒即将来临，便与本县的船商约定，将其贩卖的粮食贮存在当地一些寺庙中，一旦百姓缺粮，官府全部收购。果然，为时不久，附近几个县都闹起了饥荒，惟独襄邑县的百姓不愁没饭吃。
在范纯仁担任庆州(今甘肃庆阳)知州时，庆州也在闹饥荒，而且情势异常严重。范纯仁决定发放常平仓的粮食救济百姓，但僚属们却一致劝他先奏请朝廷，待朝廷批准后再办。他理直气壮地说：“上报已经来不及了，若朝廷降罪，由我独自承担。”也正由于他果断地采取了这一措施，才使众多百姓没有一个饿死的。
二
在范纯仁治理庆州期间，曾发生过这么两件事：一是有人诽谤说：在闹饥荒时该地区仍然饿死了不少人，所以范纯仁的奏章有假，“全活不实”。因此事涉及到欺君之罪，所以皇帝下诏遣使前去调查。当使者发现邻近庆州的邠州(今陕西彬县)、宁州(今属甘肃)之间有许多新坟墓，以为这就是“全活不实”的证据，便扒开坟墓将死者遗骸一一登记，上报朝廷。然而，有关方面却很快查证落实，这一切“乃前帅楚建中所为”，与范纯仁毫不相干。于是，朝廷决定治楚建中的罪。范纯仁获悉后，连忙上疏为楚建中开脱。他说：楚建中是守法的。当初，他是先向朝廷申请用常平仓的粮食来赈灾，待朝廷批准后再办理。申请期间，免不了会有人饿死。也正由于饿死了人，他已经坐罪罢官；若以目前的原因对他再追究，则属一罪再判了。皇上点头称是，遂采纳了他的意见。
二是环州(今甘肃环县)知州种古公报私仇，将一位羌族属吏说成强盗，将他流放南方。该人路经庆州，突然大喊冤枉。范纯仁一过问，马上认定他不是强盗而是一位属吏，便将他适当安置起来，打算和种古另行商榷。种古得知后惊惶失措，为逃避罪责，竟采取了恶人先告状的手段，向朝廷控告范纯仁姑息养奸。朝廷派来查处此事的御史，开始时过于听信种古的一面之词，决定将范纯仁逮捕入狱。消息传出，震惊四方，好几万老百姓主动聚集起来，拦住御史的马哭求释放范纯仁。为表达他们强烈的愿望，他们中竞有“自投于河者”。那御史深受感动，遂重新审理此案。结果，真相大白，种古以诬告罪被贬，范纯仁一如既往。
三
范纯仁在担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时，当地民风剽悍，“人轻为盗劫”，根本没将打家劫舍当回事。有人劝他说：您一向以宽仁理政，恐怕不适合这儿的实际情况；所以，似应采取严酷的手段来治理。他摇摇头，说：宽仁出自人的本性，若强行采用刚猛，势必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凶民，无异于玩火自焚!
有一次，范纯仁去狱中视察，发现那儿关押的犯人满满的，而且大都是些小偷小摸之类的轻罪犯。他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让这些人保外输纳赎金呢?州通判回答道：如果将这些人放出来，地方治安肯定又会乱，所以，历来采取的措施是将他们关起来，一直到他们病死，以便为民除害。范纯仁一听，顿时火冒三丈，大声呵斥道：按法律，他们不该死；而你们却变着法儿让他们死，天理何在?说罢，立即命人将所有在押的轻罪犯通通叫到庭下，先是训斥了一番，接着规劝他们悔过自新，然后将他们当场释放。
那些轻罪犯获释后，一个个感激涕零，从此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其他人听说范纯仁的仁政，也都感慨万千，自觉地遵守法纪。如此一来，当年齐州全境发生的盗劫案，竟比前一年锐减了一半多。
四
范纯仁在以宽仁治理地方的同时，并不是一味地疏于用刑。对那些刁滑的奸人，他决不手软。
在他主政河中府时，录事参军宋儋年在一次会客后突然生了病，并于当夜死去。原来，这是他的小妾和一位小吏合谋将他害死的。范纯仁觉得他死得蹊跷，就将此案交给属吏查办。属吏一验尸体，果然发现七窍流血，眼枯舌烂，浑身发黑，纯属被人毒死之相。再行侦查，确认那位小妾和小吏便是杀人凶手，遂将他们逮捕归案。几经审问，对方承认了宋儋年系自己所害，还供称：是他们将毒药预先放进了甲鱼肉中。主审官如释重负，立即报告给了范纯仁，并准备就此结案。而范纯仁却未许可，他问主审官：你可知甲鱼肉是在第几巡端上宴席的吗?哪儿有中了毒却能坚持到散席的呢?于是，命他继续审问，并表示：如果罪犯刁钻耍滑，可以施以重刑。
后来，罪犯在严刑拷打下不得不道出了实情：他们趁宾客散后、宋儋年酒醉回房时，将毒药放入酒杯中，由小妾诱他饮下而毒死的。之所以谎说毒药放于甲鱼肉，是因为宋儋年不吃甲鱼为坐客所共知；而且甲鱼肉端上桌以后，酒菜的巡数还很多。这么一来，便为其日后翻案打下了基础。
此事传出后，不少人又对范纯仁刮目相看。说他即重“情”，又重“法”，刚柔相济!
五
范纯仁一向主张实事求是。在他调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给事中期间，宰相司马光决定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取消，他却建议只去掉其中弊病严重者，不必全部恢复旧法。待他两次为相，又强调以事实论罪，反对以朋党论处，理由是：“朋党难辨，恐误及善人。”当时，大臣蔡确作了一首《车盖亭诗》，因其中文字暖味，被人诬为“反诗”，将他罢官下牢。范纯仁认为，这属于“文字狱”，应当赦免他。
范纯仁平易近人。无论对同僚，下属，还是普通老百姓，他“从不以声色加人”。因此，人们和他相处，都备感亲切、轻松，喜欢向他说些心里话。
范纯仁清正廉俭。史书上说：他“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予广义庄”。他屡有封子为官的机会，却没将机会给儿子，而让给了较远的族人。直到他去世时，他的小儿子和5个孙子都没有做官。他经常告诫他的儿子们说：“人虽至愚，责人则明；人虽聪明，恕己则昏。苟能以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至圣贤地位。”有一天，他的一位族人向他请教如何为人，他说：“惟俭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那位族人深以为然，一直将这两句话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范纯仁享年75岁。死后，谥“忠宣”。皇帝还亲自为他写了碑额，日“世济忠直之碑”。苏东坡
苏东坡(1037～1101年)，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宋代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县)人。他不但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和美食家，还堪称少有的清官之一。
据史载，苏东坡出入侍从，忠规党论，挺挺大节，朝臣无出其右；历知地方，心则在民，兴利除害，深得百姓敬爱。因此，奸佞闻之而寒栗，贤仁者视之如北斗。
一、赈灾安民
苏东坡20来岁考中进士，初任河南福冒县(今河南伊阳西)主簿。尚未到任，受欧阳修举荐而参加直言极谏科的考试，并以“文义粲然”的《御试制科策》一文“入三等”，改任为大理评事佥风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
凤翔地处宋朝西北边陲，为宋夏战争前线。史书上说：“自元昊叛，民贪役重”，每年都要“飞刍挽栗，西赴边陲”，供应前线战争物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自然灾害却连年不断。苏东坡在凤翔任职期间，就遭遇到旱、涝、蝗等多种灾害。有一次，大雨一连下了三天三夜，苏东坡坐立不安；雨后又三日不晴，他更忧心如焚。于是，他亲自带领属下踹着水察看民情，想方设法救助那些最困难的人。在其名作《喜雨亭记》中，他便充分表达了自己此时的心境。
苏东坡曾两次出知杭州。第一次，杭州遭受严重的蝗灾；第二次，冬春水涝，之后又遇大旱。他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努力赈济饥民。诸如用修葺官舍的钱买米设饭舍以待饥者；奏请朝廷减轻税赋并免除积欠；置设药局、置病坊以治患者等等。
熙宁七年(1074年)苏东坡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知州。当时，密州“旱蝗相仍”，“中民以上举无岁蓄”，“公私匮乏，民不堪命”。苏东坡一面悉心赈饥，并收养了不少被遗弃的儿童，一方面组织群众抗灾自救，并表彰那些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人。
二年后，苏东坡改任徐州知府。又赶上该地区连降暴雨，昼夜不止。接着，黄河决口于澶州(今河南濮阳)曹村埽，淹了45个县、30万顷良田。其洪峰很快抵达徐州城下，水深2．8丈，高出城1．1丈。城中有钱人家自觉末日即将来临，纷纷携带金银财宝出城避水，其他人也都急着东躲西藏，乱成一团。苏东坡见此情势，马上张榜通告全城百姓：有我苏轼在，就有徐州在!誓与徐州共存亡!随后，他下令将富人全部赶入城中，又号召全城百姓积极参加抗洪斗争，还亲自到徐州军营动员官兵保卫徐州。将士们见他满身泥浆，无不深受感动，竞相“持畚锸以筑长堤”。为指挥军民分头堵水，苏东坡“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哪里有危险，就出现在哪儿。经过一番夜以继日地顽强拼搏，终于水退险除，保住了千千万万徐州人民的生命财产。随后，苏东坡又调拨粮米，妥善解决了灾民们的善后生活问题。
二、造福四方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也是苏东坡的从政目标之一。纵观他的仕途经历，东自登州，西至凤翔，北自定州，南至儋州，其间包括密州、杭州、徐州、湖州、黄州、颍州和英州等，他都担任过地方官。无论在哪儿，他无不革旧布新，移风易俗，尽心尽力地为百姓办好事，办实事。
早在苏东坡就任于凤翔时，凤翔百姓有一件非常头疼的事，那就是年年必须砍伐终南山之树，编成木伐，“自渭水入河，经砥柱之险”，东运到京师开封。三门峡砥柱，势险水激，每年葬身鱼腹者不可胜数，有许多服役人家为此而倾家**产。苏东坡得知这一情况，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议对策。经过反复论证，修改了实施多年的伐木、运木的规定，允许运木者“自择水工，以时进止”，抢在雨季到来之前、河水尚未上涨时运木到京。据史料，从此之后，“害减半”。
在徐州任上，苏东坡发现当地人民柴薪奇缺，穷苦人家常常为炊饮而犯愁。他经过反复调查、论证，又马上派人到城西南的白土镇一带去找煤。结果，发现那儿煤层厚、煤质好，又便于开采。从此，百姓们再也不为烧饭伤脑筋。
苏东坡治理杭州时，发现杭州的许多自然灾害都源于水利不修、河道淤塞。于是，又亲自视察当地水系，带领人民疏浚茅山、盐桥二河各10多里，并以茅山河专受江水，以盐桥河专受海潮。还大筑堤闸，控制河水与潮水。此外，鉴于西湖许久以来不浚多淤，草长水涸，葑田占据湖之大半，又先后两次上书朝廷，反复强调西湖不可废，必须疏浚。他还提出了不可废之的五条理由，即：一、废之则不合放生祝寿之旨；二、废之则居民将复卤饮；三、废之则田亩无可灌溉；四、废之则城中之河必借江水而复易于淤恶；五、废之则官酒无以酝酿。当朝廷批准他的请求后，他立即筹措钱粮，招募人力，率民众建筑起长达30多里的一道长堤。堤上造六桥，通水利以便游舫之往还；堤两旁种桃柳芙蓉，花开时犹如一片玉锦。其间，他天天都到堤上去巡视，和民夫们一同吃住。人所爱吃的“东坡肉”，就是他那时亲自烧好送给筑堤民夫而传出来的。这条长堤，被时人命名为“苏公堤”；直到现在，仍为杭州一大景观。
即使苏东坡被贬而到儋州(今海南岛)，也极力为百姓谋利益。当时，儋州被视为“瘴疠所侵，蛮夷所侮，饮食不具，药石无有，非所居”之地，人们根本不知道诗、书是什么东西。苏东坡却克服了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地办起了学校，致使学风大开。从此，海南岛人才辈出，史称“海南双璧”的邱浚和海瑞，还成了留芳千载的大清官。
三、逆境雄风
苏东坡为政清廉，为人耿直，凡事有自己的见解，又敢于发表不同观点，从不趋炎附势。当时，正值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倡导变法，文彦博，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对变法，双方明争暗斗，势不两立。苏东坡本是赞成变法的，但对王安石忙于立法而忽视查办贪官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同时，对司马光“新法不可行”的论调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指斥他“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如此一来，“新党”、“旧党”都对他抱有成见。但他无怨无悔，我行我素，还常以诗文批评时政。因此，更遭到一些人的忌恨。
有一次，苏东坡写了一首《咏桧》的诗，其中有一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只有蜇龙知”。其本意是：桧树的根能扎到九泉之下也不弯曲，地下的蜇龙是桧树的友邻和知音。但是，御史中丞李定和御史台(别号乌台)的一些人得知后，竟借机大做文章。他们将它解释为桧树的根宁折不弯，是表明作者在向皇上对抗，是图不轨，是大逆不道。宋神宗赵顼听信了李定等人的指控，便命人逮捕了苏东坡，并抄了他的家，李定还欲置之于死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事出突然，苏东坡还未反应过来就锒铛入狱。幸亏一些正直大臣们皆为他辩护，尤其是重病在身的曹太后也出面保护他，才使他死里逃生。不过，他却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岗)团练副使，一个月后又落官为民。
性情豪放的苏东坡刚出临狱，又挥笔写了一首诗：“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写罢，又诙谐地自嘲道：“我真是无药可救了!”
苏东坡被削官为民后，定居于黄州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
他的老友马正卿为他请得城东废地数十亩，让他开垦耕种。因为这块地名为“东坡”，他也自称起“东坡居士”，人们改称他为“苏东坡”。在此后的将近5年中，他耕耘于东坡之上，交游于田父野老之中，创作出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的名篇。其中，有一首为：“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可见，他身处逆境，心中还是想着劳苦大众!
四、除恶务尽
苏东坡一向从善如流，嫉恶如仇，除恶务尽。
在他25岁那年始任凤翔府判官时，一到任，就立即微服出访所属各县，明察暗访，直惩奸恶。对那些已经定了罪的囚犯，他也一一复审，据实按验，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任何一个坏人。
在他担任密州知州时，正值那儿盗贼滋盛，抢劫民财、掠夺民女者，屡见不鲜。他经过多方努力，很快查出了首恶分子，果断地将其斩首示众，从而使密州社会治安迅速好转。
在他第二次担任杭州知州时，杭州首富颜巽之子颜章、颜益竟煽动富家子弟200多人集聚闹事，惊扰社会。由于颜家财大气粗，目无法纪，多年来一直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百姓敢怒不敢言，连官府也怕他三分。苏东坡却毫不含糊，迅速查清了他们的罪行，将他们捕之归案，刺配本州牢城。当颜章、颜益下狱之日，杭州“闾里大悦”，无不为除了一大祸害而奔走相告。
当苏东坡主政定州时，他见那里军政废弛，武卒骄情，官吏们贪污成风，又严加整治。他还专此制定了一套地方法规：贪污不法者刺配远恶之地，酗酒饮博之徒杖笞惩之。不久，这儿的风气也为之一变。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也正因此，人称苏东坡“于人见善，称之惟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还说他“见义敢为而不顾其害”。宗泽
宗泽(1059～1128年)，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元祜六年(1091年)进士。曾任大名府馆陶县(今山东馆陶县西南)县尉、莱州胶水县(今山东平度县)县令、衢州(今浙江衢州)龙游县令和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在金军南侵、国难当头之际，许多官吏都托故不去河北前线担任地方官。他却认为：“食禄而避难，不可也。”随后，毅然就任了磁州(今河北磁县)太守，并在那儿“缮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义勇”，积极开展抗金斗争。
宗泽年近70岁时被任命为宋军副元帅(元帅是时为康王的赵构)。不久，又兼任了东京留守和开封府尹。
一、施惠百姓
宗泽一向清廉无私，勤政爱民。无论在哪儿做官，他都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在他就任馆陶县县尉那一年，适逢朝廷征发民工大开御河。因当时正值隆冬，御河冰冻三尺，根本无法动手。许多人冻卧道旁，身患重病，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宗泽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请求上司将开工时间推迟到次年初春。由于他的极力争取，使当地百姓避免了一次灾难。
在担任胶水县令时，该县豪强势力极大。他们仗势欺人，百姓叫苦不迭。尤其是一位名叫温包的恶霸，仰仗莱州通判是他的姻亲，更是胆大妄为，无恶不作。宗泽到任后，迅速掌握了他的大量罪行，并准备依法惩处。这时，那位通判果然以上司的身份召见宗泽，要求他对温包网开一面。宗泽毫不为之动摇，仍然除去了这一祸害。
在龙游任上，宗泽发现老百姓大都不识字，其子弟也缺乏读书的环境和条件，便特地为他们建立了学校，鼓励大家入校学习。从此，当地人渐渐重视起教育来，考中科举的人也不断出现。
在登州，境内有官田数百顷，全是些不毛之地，但每年都要交税一万多缗。历任地方官都将这笔税金强加在当地百姓身上，致使百姓苦不堪言。宗泽又从实际出发，及时请求朝廷免除了这项征敛，从而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也正因此，无论宗泽在哪儿做官，都深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二、爱兵如子
宗泽担任副元帅之后，其爱兵如子的名声又广为流传。
宗泽虽然身居高位，却一向“自奉甚薄”，平日衣食与士兵几乎没有差别。他经常深入士兵之间，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训练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每次出兵作战之前，他总是谆谆告诫他们：既要敢战，又要善战，万不可麻痹大意。每当将士凯旋而归，他又亲自前去犒赏慰劳，并将缴获的金、帛、牛、马分赏给他们。对死难将士的家庭，他一一派人抚恤。部将张某在滑州战役牺牲后，他还亲自为其料理丧事。有关资料还记载道：他常常把自己的俸禄，用来接济那些家中贫困的士兵；他一生收养的抗金将士的遗孤，竞多达100多人!
宗泽还善于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和提拔人才。著名的民族英雄岳飞，年轻时曾在相州节度使刘光世属下当差。刘光世很欣赏他的气度和才干，惟恐他在自己手下没有展现的广阔空间，便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书，让他去投奔宗泽麾下。宗泽基于当时盛行的受贿保举歪风，开始时误认为岳飞是位名门财主，而刘光世受了他的贿赂才写了这封推荐函。于是，很不高兴，一见面就给了岳飞一个下马威。但当他得知原委后，尤其是发现岳飞赤忠报国之志及其文韬武略，不但高兴地将他收留下来，还委以官职，予以重用。不久岳飞犯法将刑，他又保释他立功赎罪。结果，岳飞带领500骑保卫汜水，大败金兵，名扬天下。并从此接连立下赫赫战功，迅速成为人人称道的常胜将军和民族英雄!
此外，著名的抗金将领杨再兴、李贵等人，也都受过宗泽的关爱和提携。
三、威震开封
宗泽担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时，开封已遭金兵洗劫，残破不堪，秩序混乱，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宗泽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
首先，他迅速查明了那些私通金国的内奸，以及残害百姓的市井无赖恶棍，并将他们一一惩处。接着，重点打击那些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
为主动起见，宗泽事先秘密派人调查了米面的价格，命厨师按市场规格做了一些笼饼，又令监库照市场标准制作了一些酒。经过论证、比较，确定了笼饼一枚价值6钱，酒每觚约为70钱。随后，他去市场检查，发现一枚笼饼竟卖20钱，每觚酒卖到200钱之多。于是，当众将笼饼作坊的老板叫出来，问他为什么卖得这么贵?笼饼老板胡乱编造了一通理由后，仍表示决不压低价格。宗泽当即揭穿了他的谎言，并将他斩首示众。接着又将酒店老板叫出来，令他降低价格，由于那老板态度较好，才留他带头降价，以观后效。
待开封秩序刚刚恢复正常，宗泽又开始致力军队建设。他鉴于当时驻扎在开封的宋朝军队数量少，又缺乏战斗力，便想方设法将北方义军和两河的“八字军”、“忠义军”等招纳集结在一起，形成了一支拥有上百万人的抗金队伍。与此同时，还带领军民加强了开封城防御工程的修建，使之成为抗金前线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建炎元年(1127年)年底，金军再次攻打开封，宗泽亲自指挥开封保卫战。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直杀得敌人丢盔卸甲，落花流水，口中不住地呼叫“宗爷爷”。从此，金兵不敢越过开封纵兵南侵，为南宋收复失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四、鞠躬尽瘁
开封保卫战之后，宗泽再接再厉，屡败金军，致使前方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他审时变势，又相机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出师计划。准备北渡黄河，去收复大面积的失地。
可是，躲在扬州城的南宋统治集团却只知道花天酒地，不管国家兴亡。他们对宗泽的声誉日益不放心，对宗泽的出师计划不理睬，尤其是对宗泽一连20多次上疏恳请高宗回开封以鼓舞抗金士气，更是百般挑剔，处处阻挠。宗泽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准备好的渡河作战计划难以实现，收复失地的大好时机即将错过，不禁悲愤交加，积怒成疾，疽发于背，病倒在床。诸将前来问候时，他无限感慨地对他们说：“吾以二帝蒙尘，积愤至此。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在场者无不感动得流下泪来。
宗泽临终前，一字一句地吟诵着杜甫《蜀相》诗中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随后，“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而薨。”
宗泽以身殉职的消息传出后，东京军民失声痛哭。1000多名太学生还联名写祭文哀悼他，高度赞扬他至死不灭的爱国精神和胆略。
元朝宰相脱脱也在《宋史》中说：当时“宗泽一呼，而河北义旅数十万众若响之赴声，实由泽之忠忱义气有以风动之”；宗泽爱国忧民，“虽处死生祸变之际，而犹不渝”。黄琮
黄琮字子方，唐校书郎黄璞的后裔，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中进士，授长溪县县尉，县尉主管社会治安。每次派员下乡巡查，他总是预先约束手下官吏，不得任意骚扰百姓。遇有重大巡查急务，他从不向地方百姓派款派亻夫，因此深得百姓敬重。不久，父亲病故，竟至于无钱安葬。长溪县令见状，就与手下官员捐集了几千缗钱赠助他，黄琮坚辞不受说：“亲人病故是自家的事，我哪里能趁机得利呢？”于是徒步护送父亲的灵柩回乡。
三年守丧服除，改任福清县尉。福清境内多山，有座山叫卢岭，峻峭险拔，高逾百丈，是大路的必经之地。一遇大雨，山上泥淖横流，商旅寸步难行。黄琮得知详情，慨然捐献自己的俸禄，倡修山路，铺上石块，一县百姓人人称善。
不久，黄琮升任通仕郎知闽清县。当时宋徽宗崇奉道教，全国上下道观大兴，道教经书(道藏)被视为圣典，各地争相收藏。福建安抚使黄裳命令下属各县，强行向老百姓征收几百万钱财，用于兴办道藏馆。
黄琮深知老百姓连年贫困，财力已尽，考虑再三，决定拒不执行征收令，亲自赶到安抚衙门，陈述利害关系，并且拿出了自己四个月的俸禄(工资)，替一县百姓交了这笔征收款。闽清县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感激涕零，群情慨然，纷纷集资修建生祠，奉祀他。不久，黄琮改任同安县令(今属厦门市)，又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当地群众又为他建祠，纪念他的功绩。
不久，又改任侯官县(今福州市)令。侯官县是福建的大县，县里做官的人多。有个姓余的太宰，捐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香火寺，寺里田产众多，每年有上千担的租粮收入。按法必须向地方官府缴纳田亩捐，但是，香火寺依恃太宰权势，一向抗拒交纳，而把自己的田亩捐移加给别的寺庙，历任知县都奈何它不得。黄琮闻讯，便于夏秋收获之际，派兵守住寺门，自己则和粮捕官员坐镇寺内，督责方丈，查点寺里租粮入库数量，按数严征应交捐银，一分不少。侯官县的富户当时都暗地称他：“清廉无比，执拗有余。”黄琮依法办事，得罪了当地的一些权贵。
所以，在任不到两年，就被调往闽北泰宁县当知县。
当时，刚好朝廷派内臣杨安时为福建廉访使，到闽省考查官吏。杨到泰宁县衙，黄招待平平，杨便多次私下暗示黄，要巴结贿赂上司；但是黄都拒不回答。杨切齿痛恨。回京奏事，见到朝廷官员他就用恶言冷语诋毁黄琮。
有一天，宋徽宗召见杨，问他在福建廉访期间，有无发现贤德的县令。徽宗向得突然，出其不意，杨一时错乱惊愕，答不出来，急思片刻，只记得黄琮一人的姓名，就极口称赞黄琮。宋徽宗大喜，着即下诏，令黄琮进京。徽宗特别优恤，赐给章服，提升为漳州通判。
漳州百姓闻讯，出城夹道欢迎。在漳州任上，黄与当地百姓同心同德，做出了显著的政绩。宣和间，金兵南侵，中原大乱。黄琮又受命统一指挥建(州)剑(南剑州)二州士兵，做好攻防准备，徽宗又赐给他五品服，进阶朝奉郎。后又兼任岭口盐仓监督、长乐县税等职。62岁那年，因母亲年老退休返家。
宣和初，朝廷评选县级清官，福建有黄琮、陈麟、翁谷三人入选，时号“闽部三循吏”。三人之中黄琮又位居第一。
左宗棠
彭玉麟
周公
劝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身真伪复谁知?
这是唐代大诗人自居易写的《放言》诗。诗中所说的“王莽谦恭未篡时”，指的是王莽“大奸似忠”；而“周公恐惧流言日”，则是说周公“大忠若奸”。而古时候的忠臣和清官，又往往属于同一个范畴。
周公，姓姬名旦，史称周公旦。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因其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
周公是周代初年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与太公姜子牙同为武王的左膀右臂。武王灭商建周后，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将王室成员和一些开国功臣封为诸侯，让他们建立一些小诸侯国家，来拱卫周朝的中央政权。其中，周公被封在曲阜，国号为鲁。但周公为了更好地辅佐武王治理国家，竟命儿子伯禽代他到鲁国就封，而自己则继续留在武王身边。
一、忍辱负重吐哺握发
武王分封诸侯的第二年，不幸患了重病，周公见其久治无效，不禁心忧如焚。他跪求上天保佑兄长康复，并表示自己甘愿代之去死。然而，上天并没有接受他的请愿，武王仍旧一命归西。
按照武王的遗愿，他死后由其嫡长子继位。但是，他的嫡长子姬诵当时还是个幼童。周公惟恐“天下闻武王崩而衅”，诸侯会乘机欺负幼主，从而导致战乱，使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遵照武王的遗言，毅然摄政，代成王管理起天下大事来。
不料，周公的义举却遭到了他的弟弟管叔鲜和蔡叔度等人的妒忌。
管叔鲜，本名鲜，因为他的封地被定为管国，所以史称管叔鲜。同样，蔡叔度本名度，因其封地称蔡国，所以史称蔡叔度。当初，武王为制服和笼络商朝的奴隶主贵族，将商纣王的儿子武庚也予以分封；但为了防止武庚叛乱，他又就近设立了管、蔡二国，并让管叔鲜和蔡叔度前去治理。
管叔鲜、蔡叔度都是利欲熏心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们见周公执掌朝政，便四处造谣惑众，说什么“周公旦不是真心帮助成王管理国家大事，而是谋篡王位。看来，小侄子将要惨死在这位叔父手中了!”